金沙江，横亘于川滇之间，其中下游河段高山夹峙、江流咆哮，形成天然的地理屏障。在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关键节点之中，金沙江不仅是一道江河险阻，更是决定红军生死走向的地缘枢纽。四渡赤水后，中央红军战略机动突入云南，却始终未能彻底摆脱国民党军队的追击。北渡长江（金沙江为长江上游），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是遵义会议确立的核心战略目标。能否顺利跨过这道天险，直接关系红军能否跳出川、黔、滇军阀与中央军构筑的包围圈。1935年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依靠几只木船，2万多人全部从皎平渡渡过金沙江，至此跳出敌人的围追堵截。巧渡金沙江也成为红军长征事实上的西进终点与北上起点，镌刻下具有决定意义的历史拐点。此战不仅是战术奇胜，更是军事地理运筹的经典范例。红军对流域地貌、渡口分布、道路险阻、敌我地理认知差异的精准研判与极致利用，才是巧渡天险的关键所在。

绘画作品《红军巧渡金沙江》。（资料照片）

天堑金沙江

遵义会议之后，如何迅速摆脱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是摆在中央和红军面前的首要任务。然而，川军沿长江一线重兵布防，严密封锁道路和渡口，红军北渡长江受阻。由此，红军“四渡赤水”，在敌军重兵围堵中灵活机动，成功跳出了蒋介石在乌江以北、川黔边境地区布下的包围圈，从贵阳东南突破敌军防线，越过湘黔公路，以每天行军120里的速度，经黔南和黔西南向滇东急进，将几十万国民党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地区。

1935年4月下旬，红军进入云南，威逼昆明，虚晃一枪，再向滇西北进军。这种情况下，在川西北建立新苏区的机会再次出现。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明确宣布，“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般追敌已在我侧后……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这就意味着，金沙江已然成为横亘在红军前进路上的一道天堑。

长江上游自青海玉树巴塘河口至四川宜宾岷江口这一段，称为金沙江。它从唐古拉山脉主峰各拉丹冬雪山，沿横断山脉东侧奔腾而下，穿行于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中国大百科全书显示，金沙江上游从青海省玉树市巴塘河口至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中游从丽江市石鼓至绥江县与屏山县新市镇交界处，下游从屏山县新市镇至宜宾市岷江口。此间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上中下游各段之间天然落差较大，多在七八百米以上，水流的湍急程度，可想而知。云南省《巧家县志稿》记载，“金（沙）江源远流长，惜江身低于陆地，无自然灌溉之利。复因水势湍急，上流夹带石沙，沿江堆积明滩暗礁随处俱是，致滚滚大江，仅往来扁舟于附近，而覆舟溺水者且时有所闻”。

金沙江中游主要渡口示意图。（资料照片）

作为长征亲历者的陈云，描述则更为直观，“立于（金沙）江边不能闻对岸之呼声”“水流自西而东，流速极快”，可以达到每秒4-5米，“上游山高，水如瀑布而下，平时水浪已有一二尺，但风雨作时，则水浪骤增至三四尺”。另外，“金沙江之风势，真是吓人”，“渡过之时正值怪风骤起，沙滩上之沙土，随风飞舞，河边居民在石洞所筑之草屋被风吹去”。

但是，对于红军来说，这一道天堑非过不可。一方面，1935年3-4月，为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强渡嘉陵江的战役，一举歼敌1万余人，攻克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到北川、南起梓潼、北到川甘边界的今四川省东北部的广大地区。中央红军若能顺利渡过金沙江入川，即可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正如中革军委4月29日电令所指出的，“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

另一方面，红军虽然在“四渡赤水”中实现了战略机动，进而向西突入云南省境，却并未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兵。早在1935年2月，蒋介石就调整了部署，将“追剿”军第1兵团改为第1路军防止中央红军东进和“围剿”红2、红6军团，而以“追剿”军第2兵团和滇军、黔军组成第2路军，以云南省主席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下辖4个纵队，其任务是专事“追剿”中央红军。4月23日，国民党军第2路军的周浑元纵队（属中央军）先头部队，已在黔滇交界的黄泥河一带与红军发生零星接触。4月26日晨，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又在曲靖一带发现红军主力，此时追击的周浑元部与红军相距只有10余里。从当时的战场地理看，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湖南、云南、贵州与四川的各路军阀，正在分头向云南省会昆明东北前进，“阻我折回黔西，企图消灭我军于昆明东北之窄狭地域内”。在这一带，因为前有金沙江的天堑阻挡，红军的回旋机动地域甚窄，“在敌分进合击时，极难回避所不欲打之战斗”。这意味着，如果红军不能及时北渡金沙江，则有被国民党军队压迫在深谷歼灭的严重危险，或者在红军正渡江时被敌打击，遭受重大损失。因此，只有迅速渡过金沙江才能求生存。

金沙江布防

要渡过金沙江，必须经由南北岸之间的渡口。金沙江两岸均为高山峻岭，除几个渡口外，全是悬崖绝壁。河水穿行于高山峡谷间，水势落差大，在“Ｖ”形谷处，往往水流湍急，河谷与水面较为狭窄，不利于摆渡。尤其在“Ｖ”形谷转弯处，并不适合设置渡口。而在宽浅河谷处，水流放缓，河谷与水面较为开阔，才有利于形成大的渡口。

这是长江第一湾的全景（2006年10月24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长山 摄

清朝、民国时期，金沙江中下游渡口分布较为密集的有几个区域：一在丽江，一在元谋及其附近，一在武定至禄劝，另几处在今昭通一带。这些区域之所以渡口密集，首先是河段水流平缓，其次是人口较为密集、矿产资源丰富，再次则是地处川滇的交通干线之上。从长征时的地理形势看，丽江距离红军所在位置甚远，只有元谋和昭通的若干渡口可供红军主力通过。

当然，这些地理信息哪怕在当时，对敌我双方都是透明的。国民党军统帅部同样预料到红军有可能渡过金沙江入川。4月23日，作为云南地头蛇的龙云基于对金沙江渡口地理分布的了解，致电蒋介石分析中央红军进入滇境后的可能动向，判断红军可能通过会泽、巧家一带渡江。4月26日，龙云在给蒋介石的电报里，明确指出红军由曲靖、陆良西进，向元谋沿江渡口渡江的意图已十分明显。这两份电报，正是基于金沙江上渡口地理分布做出的分析。

金沙江皎平渡口附近。（资料图片，今渡口已建起大桥）

据此，蒋介石制定了防堵红军过金沙江的兵力部署：川军泸州部队负责叙永（编注：隶属四川省泸州市）以西至宜宾一带金沙江的防务，川军刘文辉部主力则负责金沙江川滇交界段的防务，特别强调严密布置宁南（在巧家对岸）到永仁（为元谋邻县）一带的金沙江江防。此前，蒋介石还命令驻贵州毕节一带的川军郭勋祺部约9个团北上，防守金沙江北岸宜宾至盐津一线，防红军东渡。如果红军主力确实前往这一带渡江，便落入国民党军的陷阱。龙云就为此向蒋介石大打包票：“巧家方面，江边船只前已令该县设法收藏，且此路地形险要，职颇熟习，如能压迫该匪向此路逃窜，由以滇军全力应付可望解决。”

不过，从元谋到昭通这一段金沙江，恰如一个向南的楔子深入云南，总长度达二三百千米，国民党军不可能在沿线每一处渡口都部署重兵设防。金沙江以北四川境内江岸防务，主要由川军刘文辉部承担。刘文辉此前在与刘湘争夺四川统治权的内战中失利，被迫退守川西，实力受到极大削弱。蒋介石也承认：“刘文辉在金沙江北岸之部队，兵单防广，恐难独任防堵”，因而将防堵中央红军的主要期望，寄托在滇军身上。

在当时的国民党地方军阀里，滇军装备较好，战斗力较强。但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时，滇军主力都远在黔境或黔滇边，云南境内多为地方保安部队、民团武装，尤其是省会昆明防守力量空虚。1935年4月底，红军前锋直逼昆明，云南全省震动。龙云急电尚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赴昆明，一面调集云南各地民团防守昆明城。这进一步削弱了滇北各地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力量，为红军抢渡金沙江、北上川西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的先头部队抓住先机，“采用了化装奇袭的手段，在一天中一枪不发就拿下了3个县城，解除了民团的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物资”，为红军大部队直插金沙江畔赢得了宝贵时间。

巧渡金沙江

这时，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急进：红1军团抢占元谋龙街渡；红3军团抢占禄劝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5军团一部抢占禄劝皎平渡，红5军团主力负责殿后掩护；红9军团在滇东北侧翼掩护，相机过江。

元谋龙街渡正是国民党军早有预判的渡口之一。为阻止红军渡江，蒋介石预先调川军1个团控制龙街渡口北岸，在沿江北岸几十里的江岸上构筑了工事，并把江边的30余只木船全部烧毁。5月4日，红1师赶到离元谋县城30千米的龙街渡口，对岸川军当即隔江射击。红军找不到渡船，便令后续部队沿途收集竹子、木板，在距龙街渡口几千米的上游石花滩一带避开敌人火力抢架浮桥。但因为金沙江江面宽、水流急，又常遭国民党空军袭击，浮桥架起一半就被急流冲走，在此渡江已难以实现。

这是云南省元谋县境内的龙街渡口（1962年12月12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传国 摄

洪门渡的情况稍好。因为兵力不足，国民党军并未在此设防，红军顺利地夺占了渡口。可是由于敌人事先已将船只藏匿，经多方努力，只找到1只小船。这段江面虽仅百余米宽，可是水流湍急，部队来回摆渡十分困难。5月4日，红3军团后续部队到达后，着手在渡口上游几十米处江面上架设浮桥，几次架起均被大水冲垮，只好依靠这仅有的1只小船继续组织红13团渡江，进展十分缓慢。

这种情况下，中革军委决定，红1军团和红3军团（除红13团）均改道皎平渡过江。皎平渡位于云南禄劝县和四川会理县交界处。从禄劝境内山间通往皎平渡江边，沿途尽是高山深谷、盘山险道，远望不见江面，沿途一路下坡，越靠近江边，山势越陡峭，山间小道崎岖险峻，行人往往需要手持竹木手杖辅助行走，稍有不慎便有坠落山沟的危险。

皎平渡红军渡江纪念碑。（资料图片）

正因如此，国民党方面根本没有想到红军会将此地选作主要渡口。当红军先遣队在5月2日夜来到皎平渡的时候，由于守军都认为此地非主要渡口，红军不会来此过江，加之是半夜，防守十分松懈。先遣部队在渡口找到2条木船并联络船工，于5月3日凌晨悄然渡江，未费一枪一弹便解除北岸保安队武装，成功控制皎平渡南北两岸渡口。

不过，大部队渡河，仍然遇到了恶劣的地理条件的阻碍。皎平渡段金沙江同样水深流急，无法架设浮桥，只能依靠船只摆渡。红军先前找到2条船，后又陆续找到4条破船并修复，最终共有6条（一说7条）渡船。这些船只大小不一，大的可渡30人，小的可渡11人，且多有破损，有的甚至须用布塞住漏洞才能使用。面对湍急的水流与破旧的船只，渡江效率受到严重制约。但凭借严密的组织指挥、严格的纪律和军民协作，37名船工“人歇船不歇”，昼夜摆渡。到5月9日，中央红军红1、3、5军团及军委纵队共2万多人全部顺利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皎平渡北岸的纪念石碑。（资料照片）

直到5月11日，国民党军第2路军薛岳所部第13师先头别动队才赶到了金沙江边。此时的红军早已进到金沙江北的会理地区集结休整了。实际上，除了对红军的渡江地点判断有误，“进剿部队均趋元谋（龙街渡）”之外，地理因素对迟滞国民党军的追击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龙云对红军行军速度估计不足，认为崎岖山路将大大迟滞红军行动。依照他的判断，全副武装的军队要经过南岸崎岖的道路渡过金沙江，最快也需要20天以上。这个说法是根据国民党军自身经验得出的结论，倒也并非毫无根据——从禄劝县城到金沙江边的渡口有数百里路，沿途翻山越岭，山路坎坷不平，拐弯曲道很多，的确极不利于行军。可是，就像陈云后来所说的那样，“红军在各方面之组织能力，确远优于南京及各省之军队”。因此红军才能够克服眼前的一切地理障碍，胜利渡过金沙江，实现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北渡长江、转入川西北的战略计划，取得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伟大胜利。

而从更大的地理尺度观察，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整体上呈先东西向机动，后北上之势，在巧渡金沙江前，总的说来是自东向西行进。而在巧渡金沙江后，才转为由南向北前进。可以说，巧渡金沙江是长征路线事实上的西进终点，也是北上的起点。（郭晔旻、马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