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能够初心不改
——用灵魂的“显微镜”照见人民军队精神底色
■钱宗阳 孙 阳
有时，我们需要一架显微镜，不是用来观察物质的微观结构，而是用来审视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决定一个政党和一支军队命脉的所在——灵魂。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攻克，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需要时刻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当承平日久、繁华迷眼，我们能否依然听得见初心的怦然跳动？
灵魂的“显微镜”将党史军史上的细节放大，让我们在血与火、生与死、公与私的切片中，看清灵魂的纹理，找准前行的方向。
（一）
灵魂，是看不见的底片；信仰，是显影后的图案。
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380号，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走进这里，让我们把镜头对准馆内一张薄薄的党员登记表。
历经岁月沧桑，这张登记表的纸边已蚀，字迹渐淡，上面的名字却清晰可辨——贺龙。
一笔一画，格外庄重，收尾那一笔银钩，恰似峰回路转的人生。
当年，为了在党员登记表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贺龙苦苦追寻：“有人说我要求入党几百次，那是假的，但十几次总是有的。”
十几次，有寻而不得的遗憾，有找到了却被拒之门外的苦闷，更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1927年8月1日，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下，已是一军之长的贺龙，毅然豁出性命、抛弃荣华，率领队伍参加南昌起义。
然而，几年拉起的队伍，短短两个月就损失殆尽。次年初春，南昌起义的硝烟散尽，几乎“一无所有”的贺龙历经艰险回到湘西。亲友中有人替他惋惜：“现在国民党一统天下，势大力强，你为什么要当红脑壳（共产党）呢？你当过镇守使，当过军长，是有前程的。当共产党落个啥，脱下将军服穿粗布衣，脱下皮鞋穿草鞋，图的是什么？”
这无疑是一个用世俗的“镜片”、功利的眼睛难以看懂的选择。贺龙的回答振聋发聩：“就是把我的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我要的不是个人的前程，我要的是国家、民族和劳苦大众的前程。”
无私无我，灵魂才能无瑕。共产党人的忠贞信仰，从来不是什么对个人有用就信什么，也不是谁给自己好处就追随谁，而是我将无我的坚定抉择。这样的信仰，经得起显微镜放大，也经得起血与火考验。
1947年春，国民党25万大军扑向陕北。党中央决定，由彭德怀统一指挥陕北部队迎战。那些部队，大多是贺龙从湘鄂西的崇山峻岭、长征路上的雪山草地、抗日烽火的晋绥前线带出来的，换个人指挥行不行？
为了统一部队思想，贺龙专门找各纵队领导谈心：“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哪个人的，要听党的调动。我带过的部队，别人也能指挥。如果别人不能指挥，那就说明我贺龙党性不强！”陕北鏖战，正是这支队伍，风餐露宿，神出鬼没，接连大捷，最终赶跑了胡宗南。
亲历这一过程的杨尚昆曾动容地说：“像这样一纸命令就调整了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象，而在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内，却顺顺当当地处理好了。”
1949年10月，党中央决定派贺龙率军入川。带哪支部队前往？贺龙的选择再次让人意外：不带跟随自己多年的老部队，而是选择自己并不熟悉、但位置更近的第十八兵团。
有人不解，贺龙的回答依然无私无我：“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没有“我的部队”，没有“我的前程”，只有“铁心跟党走”的忠诚与笃定。灵魂“显微镜”下，看不到“小我”之小，才不会计较个人得失、贪恋个人权位，才不会为了一己之私拉帮结派、人身依附、排斥异己，更不会为了个人升迁蝇营狗苟、媚上欺下、装裱忠诚。
无私，才能无畏；无我，才能无敌。这样的队伍，方能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
人民军队的时光相册里，有这样一张略显模糊的老照片。
画面中，八路军总司令朱德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行进在陕北高原的荒野小路上。总司令与自行车，这样的照片，翻阅各国军史档案或许都难见到。
转动镜头，聚焦放大，更多细节跃然眼前：这位总司令，不仅骑车，脚上还穿着一双破草鞋。
鞋，连着脚下的路。朱德故里，四川仪陇，至今流传着一个关于草鞋的故事。
1960年，朱德回到故乡。离开时，人们送来的土特产他全都拒绝了，只带走了自己买的两双草鞋：“草鞋穿起来舒服。”
彼时，共和国已经诞生11个年头，国家虽不富足，但人民军队早已不必再穿草鞋。戎马一生的总司令，为何对草鞋情有独钟？
转动灵魂“显微镜”的镜头，观察这支军队的心灵脉络，草鞋里藏着太多刻骨铭心的记忆。
南昌起义后，朱德率部在三河坝阻击追兵。脚上的那双草鞋，永远留在了参加战斗的团长廖运周记忆中：“他和士兵一样，背着小斗笠，穿着短裤和草鞋，给人一种非常温厚和朴实的感觉。”
在旧军队里，军官的行头大多是皮靴、皮带、皮鞭、皮包、皮手套，战士们戏称为“五皮”。胜败一线之间，和战士一样穿着草鞋的指挥员朱德，使人心安，让人坚定。
也是穿着这样的草鞋，当队伍濒临溃散时，朱德在天心圩又一次站了出来，带着队伍一路走上井冈山。陈毅后来回忆：“当时如果没有总司令领导，这个部队肯定地说，是会垮定的。”
这是一支几乎山穷水尽的队伍。队伍来到湖南耒阳时，一位25岁的革命女青年注意到革命军的困窘：连草鞋都不够，许多人打着赤脚。她发动群众开展“编草鞋运动”，短短几天，“万双草鞋送红军”。10多年后，面对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的采访，朱德还深情回忆起这次运动。
那位革命女青年，名叫伍若兰，后来与朱德结为革命伉俪。然而，婚后不到一年，她就牺牲在了转战赣南途中。身为军长的朱德，把痛埋在心底，继续指挥战斗。据粟裕回忆，那时看到朱德把伍若兰做的一双鞋子一直带着，很受感动。
粗陋的草鞋，跟着朱德一遍遍踏过井冈山的“挑粮小道”，爬过风雪肆虐的雪山，越过人迹罕至的草地，走过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走向抗击日寇侵略的广袤敌后战场……
这一路，万里征途血染成，一双草鞋见风骨。管着部队后勤和财物的“红色管家”余贲民，牺牲前穿的是自己编的旧草鞋。红三军军长黄公略牺牲时，穿的也是一双破草鞋。24岁的八路军团长叶成焕牺牲时，穿的同样是一双浸满鲜血的草鞋，为他整理遗物的民兵队长，含泪为他换上自己的布鞋。
草鞋穿起来真的舒服吗？一位老红军回忆爬雪山时的艰难：“草鞋浸湿后冻上了冰，硬邦邦的，磨得生疼。很多同志的脚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鲁迅艺术学院一位叫马可的音乐家，只穿了3个月的自制草鞋，脚上就出现很深的裂口，“直到皮内，行路时痛苦得很”。
但这就是人民军队的“来时路”——一双草鞋，磨出了“铁脚板”，从此“万水千山只等闲”。正如一位诗人所写：“穿破衣、烂衫/也穿草鞋、蓑衣/所有这些/都不影响精神的富有/在他们的内心/拥有这大片山林……”
“草鞋踏破关山月，红星照亮赤县天。”革命胜利了，“穿草鞋”的作风还能不能保持？
1950年的立夏，新中国刚刚开始火热的建设。作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任书记，朱德在一次讲话中严肃批评了一些不良现象：“我们有一部分同志，在进入城市之后，看到那个花花绿绿的世界，便眼光缭乱，学起样来，把衣、食、住、行样样都弄得很阔绰。”
走过万水千山，最容易丢掉的，恰是那双并不舒服的旧“草鞋”。对于一支脱下草鞋不久的队伍，少部分领导干部腐化变质如此之快，让朱德忧心忡忡：“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干部是发展了享乐思想的……”
履艰而知远，履苦而见纯。一支军队，可以不再穿草鞋，却不能失去穿草鞋时的好作风。现在我们就不难理解，回到故乡，朱德唯一带走的是草鞋，是不舍，亦是不忘。
“我们不能忘本。”部队配发皮鞋后，一位老红军还常常穿上过去的草鞋。彭德怀得知后深受感动，特意嘱咐他将草鞋保存下来留给后人：“我们要穿皮鞋，但不能忘了草鞋！”
不能忘的，是鞋底的泥泞，更是脚下的来路。
湖南韶山滴水洞，上世纪60年代，工作人员拿着一双旧拖鞋找修鞋师傅修补，却被拒绝了，因为鞋子太破：“这样的鞋还拿来修什么？”工作人员无奈，只好自己修补。
修鞋师傅不知道的是，这双被“嫌弃”的旧鞋，其实是毛泽东的。一双旧拖鞋，跟了毛泽东20多个春秋，打满了各色补丁。
穿什么鞋，走什么路。一双鞋，穿多久，在于路，更在于人。灵魂“显微镜”照出的，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双不肯丢的旧鞋。可正是这种“不肯丢”“不能忘”，方显灵魂的清醒——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三）
一把铁锹，远看像块锈铁。近看，木柄磨出包浆，锹头坑坑洼洼，卷了边的刃口还卡着碎石。
这把其貌不扬的旧铁锹，陈列在青海格尔木国防教育展示馆的入口处。讲解员说，1954年修筑青藏公路，慕生忠将军就是挥着它，挖开了坚硬的高原冻土。
铁锹，磨短整整3寸，世界屋脊上奇迹般长出了1200多公里的“天路”。
聚焦这条路、这把锹，灵魂“显微镜”下，可以透视担当。什么是战将的担当？是战场上不惧生死的冲杀，也是和平年代未雨绸缪的瞭望。
1954年2月初，慕生忠穿着厚重的军大衣，从青藏高原来到首都北京，向有关部门请求修筑青藏公路。
此前，他两次带队奔赴雪域高原运送粮食，尝遍了进藏的艰险：由于极端寒冷和严重缺氧，30多名驼工牺牲在运粮路上，出发时2.8万峰骆驼，回来时不足5000峰，死亡率70%以上。
死亡，没有让这位老红军却步。然而，一个现实问题让他犯了难：当时，另一条高原公路康藏公路已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人、财、物都集中到了康藏路的修筑上。对于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而言，再修一条路难上加难。
时任交通部公路局局长告诉慕生忠，青藏公路不仅第二个五年计划排不上，列入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也有困难。
缓修的理由有千百条，但在慕生忠心中，抓紧打通青藏线的理由只需要一条：国家战略需要。如果只有一条进藏公路，一旦有事，极易被切断。他找到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彭德怀，大胆陈述自己的想法。
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国不久的彭德怀，在办公室的地图前久久凝望。顺着慕生忠设想的路线看去，那片雪山横亘的土地上还没有一条公路。彭德怀当机立断：“此路可修。”在紧张的经费中，他同意拨给慕生忠30万元，先修通格尔木至可可西里的300公里。
钱不多，人也不多。一支1200多人的特殊工程队，用大锤、铁锹等简陋工具，开始了修筑“天路”的征途。整个工程队，只有1名工程师。
“我们的南边矗立着雪山，旁边是清清的河水。经常袭击我们的是西北风，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战胜高山河流。”动员大会上，慕生忠的话诗意而昂扬，“不要看我们是一些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事业是由平凡的人创造出来的！”
“我不愿意躺在床上慢慢老死病死，而愿意死在战斗的岗位上。”他在铁锹把上烙出“慕生忠之墓”五个字：“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
“上盖冰雪被，下铺永冻层。仰面朝星斗，熊鹿是近邻。”高原行路苦，筑路更苦。鲜为人知的是，这份苦，慕生忠一而再、再而三地“硬找”。
1954年夏天，当公路翻山越岭修到“生命禁区”可可西里，慕生忠没有停下。他再次赴京请缨，请求一鼓作气把路修到拉萨。
望着眼前这个被高原风沙吹老了容颜的老战友，彭德怀动情地说：“你只管往前修，再遇到什么困难就直接来找我。要什么给什么，要多少给多少。”
从1954年5月11日在格尔木开工，到12月25日坐着吉普车开进拉萨，短短7个多月，慕生忠带着队伍创造了高原快速筑路的奇迹。
让冰河让路，让雪山低头，冰封雪裹的高原，可以摧残人的肌体，却挡不住英雄的脚步。
今天，当年修筑的那条应急公路，已经被一条铺满沥青的高等级高原公路取代。一场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筑路人曾经的壮怀激烈，化为了旅人的烟火寻常。但透过灵魂的“显微镜”回望，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仍在告诉我们——
真正的担当，不问收获，只是在祖国需要时说“我去”，在无人区里说“我来”，在不可能时说“我上”。
（四）
有人问，看这些历史切片有什么用？
任由岁月冲刷，很多东西会模糊。利益的算计可能遮掩信仰的洁白，个人的得失可能遮蔽时代的经纬。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用好灵魂的“显微镜”，用那张泛黄的党表、那双破旧的草鞋、那把锈蚀的铁锹，来校准心灵的准星。
灵魂的“显微镜”，照见的不仅是过去，更是未来的自己。
对于一个走过百年的大党，对于一支浴血荣光的军队，最深的忧患不在外部的惊涛骇浪，而在于内部的灵魂锈蚀。因此，必须时常拿起这架“显微镜”，在历史的故事里照一照，在先烈的眼神里问一问：我们的灵魂是否足够明亮？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否依然强健？我们还能不能守住那份最初的清澈与坚定？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见微知著，可鉴灵魂。透过灵魂的“显微镜”，让我们看清来路，更启示我们：一支军队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信仰的钙质、初心的温度、纪律的刻度、担当的硬度，就能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在风浪考验面前无所畏惧，在各种诱惑面前永葆本色，在艰难险阻面前一往无前，始终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部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