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醒山河
——七七事变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
■王微粒
卢沟桥之岁月（中国画，中国美术馆藏，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美术作品展） 陈 辉作
北京西郊，卢沟桥下，永定河水静静流淌。
河畔的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广场上，象征国人苏醒的“卢沟醒狮”雕塑仿佛正无声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在宛平，我们至今仍能听见那熟悉的歌谣：“卢沟桥，卢沟桥，男儿坟墓在此桥，最后关头已临到，牺牲到底不屈挠！”
卢沟晓月，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寓意着和谐安宁。
1937年7月7日夜，阴沉，无月。中华大地，安宁不再。
这天深夜，日军诡称一名士兵“失踪”，蛮横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遭中国守军拒绝后，即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并悍然炮轰宛平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
卢沟桥畔的枪声，激起中国人民奋勇反抗，吹响了全民族抗战总动员的号角。
晓月惊雷
卢沟桥事变后第4天，新西兰记者詹姆斯·贝特兰来到北平。贝特兰在报道中写道：“1500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
日本，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国家，用长达半个世纪的蚕食和侵略，翻开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甲午战争侵占台湾和澎湖列岛，1900年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侵入北京，1904年发动日俄战争、侵犯中国东北领土和主权，1914年侵占青岛，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
一把斧头、几根木棍捆在一起，拉丁语叫Fasces。它是一种刑具，也象征着权力，后被音译为：法西斯。
1919年3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建立“战斗的法西斯党”。同一年，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在党内推行“德国法西斯主义”，即“纳粹主义”。
也是在这一年，一个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北一辉，苦心炮制出一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疯狂鼓吹侵略理论和法西斯政纲。
随后，这部让人匪夷所思的大纲竟然堂而皇之进入日本皇宫“大学寮”。东西方法西斯的邪恶轴心连在一起，为侵略找到借口。大批日本少壮派军官眼光贪婪地盯向彼时孱弱的中国。
这份贪婪，我们可以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展陈的档案中看出端倪。
“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这是1927年7月，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上奏给裕仁天皇的奏折，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日本此后的对外侵略战争，正是按奏折中的设计进行的。
10年后，在中国的版图上，日本军事力量的存在已令人触目惊心——东北盘踞着日本关东军，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扬威耀武，日本战舰在中国内河近海随意停泊、游弋。
在北平周围，不仅分布着近万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北面的热河还集结有日本关东军，东面有日本扶植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伪保安队17000余人，西北面的察哈尔有伪蒙军约4万人。
谁都知道，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借口。1937年7月7日，这头贪婪的野兽终于等不及了。
征服中国是日本法西斯集团争霸世界的既定方针和关键步骤。在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初步形成，其与世界人民之间的矛盾构成世界主要矛盾的形势下，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已超出中日两国的范围，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暗夜执炬
“中国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已……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这是九一八事变前，板垣征四郎给关东军动员时的讲话。
在日本侵略者眼中，中国是一个混乱、分裂、缺乏组织和团结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将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东北大地侵吞。
然而，卢沟桥不是柳条湖，1937年的中国也不是1931年的中国，更不是1895年的中国。
此时的中国，在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努力下，英雄的人民正在觉醒。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7月8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疾呼：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
当天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正在延安访问的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报道：“红军一直处于动员状态，5分钟之内就能作好开往前线的一切准备。七七事变后，他们更是心急如焚，整装待发。”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热潮的推动下，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说。
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毛泽东予以积极地评价：“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
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起来，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
不久，一张意味深长的照片出现在人们眼前——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和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卫立煌，并肩站在了一起。
这一次，曾被国民党以10万大洋悬赏的红军将领和曾率军“围剿”他的对手，进入了同一个战壕。
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改编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及陕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民族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将士，主动放下恩怨，与昔日的对手并肩走向抗敌战场。
在忻口，八路军与国民党军联合作战，歼灭日军2万余人，创造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配合的一次成功范例。
海伦·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这样说道：“孙中山与其同志奋斗了40年尚未成就的事业，1925至1927年流产的大革命尚未成就的事业，由日本人的入侵迅速完成了：这就是从根本上唤醒地球上最伟大的一个民族。”
山河同袍
山西大同灵丘县。山雨过后，平型关烈士陵园芳草如茵。这里安睡着556位烈士。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115师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灵丘与繁峙两县交界处的平型关伏击阵地。一场激烈的伏击战从上午7时持续到下午13时——长长的山谷间，留下了日军1000多具死尸。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就此打破。
全民族抗战的号角，响彻每一寸山河。
初夏的成都，已起热浪。
人民公园门口，无名英雄铜像静静挺立。一名年轻的川军战士，脚穿草鞋，身着短裤和旧式军服，手里端着一杆老旧步枪，保持着随时冲锋的姿态。
这是抗战川军英勇形象的缩影。当年，30万川军从这里走出去，许多人再也没有回来。
就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天，川军整军会议在重庆行营召开，“各路诸侯”与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讨价还价，争吵不休。7月8日一早，何应钦通报了七七事变的消息，原本一片混乱的会场变得鸦雀无声，接着就是呐喊：我们愿率所部，参加对日作战！
国难当头，家国情怀、民族大义，被唤醒了。
川军出夔门，滇军渡金沙，湘军走三湘……这些曾经旗帜不同的军队，在上海、在太原、在台儿庄血肉相融。
重庆市谢家湾，建川博物馆，一个由24个防空洞打造的民间抗日博物馆。一面白布大旗静静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
这面旗的主人名叫王建堂。1937年深秋，他从四川安县出发抗日，而一天前他还只是一名小学教员。队伍即将出发，父亲王者成托人将一面白布大旗交给儿子。旗面中间是一个巨大的“死”字，左方写着：“国难当头，日寇狰狞……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右方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后来，这面“死字旗”跟随王建堂出现在了武汉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沙会战等多个抗日战场上。
什么样的父亲，会以“死”相赠？什么样的儿子，会带“死”出征？
北京密云“红嫂”邓玉芬先后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抗日战场。他们全部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抗日名将范筑先在儿子抗战牺牲的第二天，又把只有20岁的女儿送上了战场。
那时的中国，这样的父母、这样的儿女，千千万万……
在建川博物馆，陈列着印有抗日标语的搪瓷杯、绣着“杀敌救国”的妇女头巾……器物无声，却烙印着普通人的呐喊。
2015年9月3日，9名川籍抗战老兵及英烈子女出现在胜利日阅兵的老兵方阵中。那一双双苍老的手，也曾紧握没有膛线的步枪。和他们一道接受祖国检阅和致敬的，是2个乘车方队近400位抗战老兵、抗日英烈后代以及抗战支前模范代表。
方队驶过长安街。街的北面，妙应寺中有一座美丽的白塔。
1937年侵华日军进入北平时，一位名叫罗德俊的工匠正在维修白塔。他把沦陷后的北平惨状记录在一张纸条上，藏在白塔塔顶的夹缝之中：“今年重修此塔，适值中日战争……生灵涂炭，莫为此甚，枪杀奸掠，无所不至，兵民死难者，不可胜计……战事何时终了，尚不可能预料，国家兴亡，难以断定……”无奈和茫然，写尽沦陷的印记。
街的南面，有一座高耸石碑。放飞的白鸽掠过天安门广场，8个硕大的金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指向天空的纪念碑，注视着醒来的山河，更标注着一个民族精神的海拔。
开国大典的前一天傍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来到这里，执锨铲土，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饱受创痛的中华民族从此迎来了新生，同仇敌忾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第二天，面对沸腾的人海，毛泽东振臂高呼：人民万岁！
学术支持：褚 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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