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踏访革命纪念地和红色场馆，感悟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脊梁——

肝胆两昆仑 风雨一肩挑

■解放军报记者  严  珊  刘宝瑞

湖南省军区组织官兵到红色场馆参观见学。陈安国 摄

藏北阿里，寒风凛冽，英气浩荡。

在海拔5100米的党旗山下，记者仰望这象征信仰的精神高地，两个问号在心头盘桓不去——

是什么，支撑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在无数艰难困苦中立身为旗，走在队伍前列？又是什么，让其中一些人，在权力诱惑下迷失方向，把“公器”当做谋取私利的手段，导致身败名裂？

在政治整训向纵深推进的今天，记者踏访红色旧址、追寻先辈足迹，试图用眼睛发现、用脚步丈量，探索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

从青藏高原的“朴素道理”，到三湘大地的“源头追思”——

把“公”字高悬头顶

夜色渐深，带队驻训喀喇昆仑高原的某团董政委正在伏案筹划明年的工作计划。

他的脸颊晕染着“高原红”，双手粗糙皲裂，眼神却清澈坚定。身后墙上，一个笔力遒劲的“公”字引人注目。

“这个‘公’字，是我到任第一天就为自己写下的。”长期在高原工作，董政委说话带着轻微的气喘，“你看这高原，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如果主官心里藏了私，腰杆子就不硬，那部队的风气就坏了、人心就散了，谁还会铁心守边防？我常和班子其他成员说，领导干部应时刻把‘公’字高悬头顶。”

“我的一位老首长对我影响很大。”董政委打开了话匣子。几年前，这位老首长在内地读大学的侄女来看他。路途险远，没有公交车，中间要翻越好几个达坂。老首长硬是没派公车，而是让侄女搭上给部队送给养的卡车，和蔬菜、罐头挤在一起，颠簸了整整一天。

“这事听起来不近人情，但在我们这儿却是不成文的规矩。”董政委说，“为什么？因为它传递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权力姓公，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这种‘不近人情’，体现的是公私分明，守护的正是官兵心中那杆秤。”

从青藏高原来到三湘大地，恰如江河对源头的仰望。

记者穿越绵绵细雨，来到湖南宁乡市花明楼镇“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这里，陈列着《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各种早期版本。

“刘少奇同志讲，共产党员的修养，最重要的是‘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修养是统一的’。”副馆长熊学爱深有感触地说，“现在有些干部出问题，根子就是‘思想意识修养’没跟上，把权力当成了特权。”

跟随着讲解员韩琦的解说，记者看到了一套珍贵的文物——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1981年给社科院转中组部的信，和中组部开具给王光美代刘少奇缴纳的党费收据。

为什么在刘少奇逝世后，王光美还要帮他交党费呢？原来，刘少奇生前曾嘱咐王光美，将他所写著作的稿费全部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

1945年，延安一带大旱。一天，报社送来一笔稿费，刘少奇坚决不收，并耐心解释道：“现在敌占区的老百姓都没有饭吃，解放区群众生活也有困难，咱们替人民办点事儿不能额外再要报酬，要尽量减轻人民的负担。”

刘少奇一生以人民勤务员自勉。他说：“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午餐时，与记者同行的某部干事李亮亮，讲起了半年前的一次经历。当时，该部政治工作局一名领导到宁乡调研。午餐时间，他们和官兵一起排队打饭，围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边吃边聊。

“端一样的饭碗，吃一样的饭菜，看起来是小事，但在战士心里，就是官兵一致的具体体现。”事后，这名领导对随行人员说，“党性修养，不是看你报告写得怎么样，而是看你对待一顿饭、一次用车等这些小事的态度。”

从南方局“去留抉择”，到毛泽东“送子参战”——

把“责”字铭刻心头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时任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办公室门口的展板上写着几句题词——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下的题词。

黑云压城城欲摧。党中央担心南方局同志们的安全，连日急电红岩：干部立即撤退，恩来、剑英、颖超、必武等重要干部最短期离渝。

周恩来召开紧急会议，经过深入分析，大家认为此时难以离开。如若离开，意味着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于抗日大局不利。周恩来坚定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经向中央反复陈说，中央同意部分撤、部分留。

“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但我们一定要作最坏的准备，要准备被捕、坐牢、砍头……”周恩来对留下的同志们说，“不管怎样，我和同志们在一起，要牺牲我们一块牺牲！”

这番话，现在听来依然振聋发聩。在周恩来的感召下，面对白色恐怖和各种诱惑，南方局机关所属人员中没有出现一个叛徒和逃兵。

湖南湘潭，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内，人流如织。在一个并不起眼的展柜里，几件物品让记者驻足良久——两件衬衫，一双袜子，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

记者的眼眶瞬间湿润了：这是毛岸英烈士的遗物！

1950年，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有人劝阻，毛泽东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仅仅一个多月后，毛岸英牺牲于美军轰炸中，年仅28岁。

纪念馆里异常安静。专程来纪念馆参观的志愿军老兵南启祥，默默擦拭着眼角。他喃喃自语：“送儿上战场，血洒山河间……这是怎样的奉献啊！”

“当毛主席得知岸英牺牲的消息，他沉默了良久，然后说，‘战争嘛，总要有伤亡，没得关系，谁让他是毛泽东的儿子呢’。他强忍悲痛，将儿子的遗物悄悄收藏起来，一直珍藏到生命的终点。”前来参观的韶山市人武部付政委告诉记者，“毛主席在1959年回韶山时，写下一首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为了革命的胜利，可以奉献出个人的幸福、家庭的团圆，甚至最宝贵的生命。这种牺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代伟人刻骨铭心的付出。

历史的回响，总能照进现实。记者不禁想起在阿里高原听到的一个故事。

一位在高原服役20多年的团长，组织上考虑将他调整到内地部队。征求意见时，他却要求留下：“我的身体没问题，让我再带一轮新人，把经验传下去。”

记者在阿里采访时，他正带着部队拉练。在海拔5000多米的训练场上，他和年轻官兵一样，负重奔袭。他对记者说：“当官就意味着奉献，革命就意味着牺牲。看到边防稳固，看着官兵一天天成长，我心里踏实。”

从刘伯承“请缨办校”，到新时代“向战赛马”——

把“能”字扛在肩膀

“一名党员领导干部，只是清廉自守远远不够。如若庸庸碌碌，打不开局面、带不好队伍、完成不了任务，那同样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不负责任。”

研学课堂上，研究员王进的话让记者想起了刘伯承元帅。

刘伯承的军事指挥艺术炉火纯青。然而，在新中国成立后，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他却主动要求“远离”前线。

1950年，面对我军干部文化水平低、现代化军事知识匮乏的现状，刘伯承主动请求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转身去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对毛泽东说：“让我去办学校吧！我愿当个教书先生。”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变：从统兵领兵的野战军司令员，转身成为培养人才的“园丁”。在新的岗位上，刘伯承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中高级军官，发展了我军兵种齐全的指挥院校体系。

时空流转。记者欣喜地看到，新时代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涌现出很多把“能”字扛在肩膀上的带兵人。

在东部战区某旅，记者见到了刚从演训场下来、迷彩服上还沾着泥土的张政委。他办公室墙上最醒目的，是一张“营主官战斗力贡献度评估图”。

“有人说，当官要有‘官威’，这种思想要不得。”张政委快人快语，“在我们旅，最大的‘官威’就是能打胜仗。脑子里整天琢磨‘上位’，哪有精力研究‘战位’？”

今年初，一个关键岗位空缺。张政委在党委会上鲜明表态：“这个位置，是负责战胜敌人的‘铁拳头’，是骡子是马，拉到实战化考核场上去遛遛！”

“向战赛马”，导向鲜明。最终，一位在联合演习中表现出过硬指挥能力的营长胜出，在全旅立起了“谋战者上、胜战者进”的风向标。

将镜头拉回到记者此次寻访的起点——那片练兵备战的雪域高原。

在阿里高原某团驻训地，记者观摩了一场红蓝对抗演练。蓝方分队在年轻的王营长指挥下，利用复杂地形和信息化手段，出奇制胜。

演练结束复盘，面对王营长对敌我态势、装备性能、战术运用鞭辟入里的分析，在场的老同志频频点头。

休息时，记者和王营长聊了起来。他的目光清澈坚定，眼神里有着超越年龄的沉稳与锐利。

“在野战部队，尤其在高原，官兵最认什么？”记者问他。

“认能力，认本事！”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职务再高、资历再老，如果训练跟不上、指挥不到位，官兵心里就不会服气，我们要靠真才实学、靠能打胜仗立身。让人信服的，永远不是手中的权力，而是带领大家打胜仗的能力。”

（采访得到卜韬、陈静、李铁、荣俊运、张永清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不凭“惯性”凭“党性”

行程万里，初心如磐。这一路，是寻根之旅，更是砺志之行。

心学常修，党性常炼。新征程上，党员领导干部仍在一刻不停地书写共产党员的“心学”答卷：以“公”为魂，以“责”为骨，以“能”为基。新时代强军征程上，各级领导干部唯有不凭“惯性”凭“党性”，砥砺前行、永不懈怠，才能确保心中的天平永不倾斜、手中的权力永不蒙尘、肩上的责任永不滑落，才能无愧于统帅的期望、无愧于先辈的牺牲、无愧于人民军队的胜战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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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老区和英雄部队，感悟我党我军“教育者先受教育”的优良传统——

思想的淬砺永不停息

■解放军报记者  宋子洵  李笑琪

一章一页见肝胆，一字一句皆真诚。

深秋，记者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一个展柜里，静静陈列着整风时期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的学习笔记。

当年，毛泽东同志要求高级干部要先受教育，“好好反省一下，要做模范”。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写自传、作检讨。

风卷红旗过大关。人民军队走到新时代的历史隘口，这片黄土地上再次回响一个坚定的声音——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持续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坚持高级干部先受教育”。

以高级干部为表率，带动教育者先受教育，燃旺了我们党自我革命的炉火，也为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思想淬砺。

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不会随着职务提升自然提高——

“关键少数”要上好“关键一课”

“像黄河之水汹涌澎湃，把日寇驱逐于国土之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记者偶遇正在开展现地教学的国防大学师生。

“即使是在战事最紧张的时期，我们党仍然将领导干部的教育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来抓。”当地党史专家惠小峰向记者讲述那段历史：3年整风，数千名党员干部从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国统区和敌占区出发，翻山越岭，轻装疾行，勇闯封锁线，奔赴宝塔山。有的跋涉半年以上，有的牺牲在途中……

即便如此，毛泽东依然态度坚决：“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中的人，“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的干部就进步快了”。

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提到，延安时期有规定，每个军事指挥员、政委，每两年必须至少接受4个月的有关军事、政治内容的集中学习。

回首这段历史，学员们由衷感慨：领导干部作为“关键少数”，必须上好改造思想这“关键一课”。

改造思想，往往是痛苦而艰难的。纪念馆内，记者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曾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2旅副旅长的张仁初，打仗喜欢正面强攻、猛打猛冲，当上副旅长后仍然如此。1941年2月，面对日伪军的猛烈火力，他没有充分运用八路军最擅长的迂回、穿插、侧击等灵活战术，而是选择了代价最高的正面强攻，结果以100多名指战员牺牲的代价惨胜。

战斗结束，罗荣桓同志对他进行严厉批评。张仁初觉得委屈，认为“打仗哪有不牺牲的”。罗荣桓告诉他，这样的猛打猛冲，对营连指挥员或许是勇敢，但对旅级指挥员来说，付出了本可避免的、过大的伤亡，就是失职。

事后，罗荣桓认真思考，张仁初的问题，既暴露了他贪功求胜导致政绩观出了问题，也说明很多人走上中高级指挥员岗位后，教育和思想淬炼没有跟上。他不仅多次找张仁初谈心，还举一反三，在鲁南部队开展了一次整军，淬炼各级指挥员的思想。

“战争年代，革命先辈尚能克服艰难险阻接受教育；和平年代，领导干部更应珍视先受教育的机会。”张仁初的故事，让很多学员陷入沉思。

“觉得职务高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定型了，习惯性忽略教育”“过去总觉得教育是软指标，思想淬炼别人看不到，总以工作忙、事务多等理由逃避教育，以工作检讨代替思想剖析”“有时候把组织教育等同于参加教育，把看看文件、听听会议等同于接受教育……”在随后的讨论中，学员们的反思剖肝沥胆。

“教育者先受教育，铸魂者先铸其魂。”大家一致感到，“领导干部的思想觉悟，不会随着职务提升自然提高。领导干部只有先受教育、真受教育，自觉把立言与立行统一起来，着力培塑理想信念、党性修养、官德人品，才能用良好形象和表率作用教育人激励人。”

管灵魂的要带头纯洁灵魂，讲纪律的必须先严守纪律——

领导干部立身为旗，部队才能风清气正

闽西新泉，一个群山环拥的小镇。

白墙黛瓦，木门半掩间，望云草室静静矗立在新泉整训纪念馆一隅。在这里，毛泽东研究部署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军政整训——新泉整训。

站在草室正厅，前来参观学习的武警福建总队官兵，对发生在这里的两个故事记忆犹深——

当年，为了纠正红四军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毛泽东、陈毅在这里，夜以继日召集一批批红军指挥员，开调查会、座谈会。

座谈中，毛泽东了解到一个名叫陈铁民的副大队长，三天两头打骂士兵，有的士兵受不了甚至“开小差”回了家。

抓住这个典型事例，毛泽东组织大家一起分析这种错误思想作风的根源和危害性，研究纠正和解决的办法，使陈铁民等干部发自内心地认识到自身问题，逐渐改变了对待士兵的方式，加强了部队内部团结。

另一件事是，整训中，朱德主持举办军事干部训练班，把支队长、大队长、中队长都编入连队，由纵队司令员当连长、支队长当教官，进行严格训练，然后由大队长、中队长回去对连、排、班和士兵进行针对性训练。

历时半个多月的军政整训，各级指挥员政治觉悟空前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结果，红四军由原先的3600余人扩充到近6000人。

凡战法必本于政胜。这个道理，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并非不懂。

早在1938年，国民党便在军队中推行政治工作。当时，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正面战场屡屡受挫，试图用共产党的方法，教育改造中高级军官。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在衡山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邀请叶剑英带领八路军教员授课，对中高级军官进行教育培训。

然而，很多国民党军官一听要和士兵同甘共苦，便摇着头直摆手……

没有接受思想淬砺的自觉，再好的战术也学不来，再正确的道理也只能是“秋风过马耳”，无法入脑入心。

1941年5月，中条山敌后根据地近20万国民党军队，在不到两周时间内，就被10万日军打败，“国军”将领口中的“马奇诺防线”沦为了笑柄。

以史为镜，殷鉴斑斑。武警福建总队一名领导结合深化政治整训，向记者谈起自己的感悟：“领导干部在教育中如果不能触及灵魂，只是流于形式，即使花费再多时间和精力，也难以真正改变思想、提升觉悟。只有做知行合一、表里如一的模范，方能感召带动部队。”

武警福建总队某直属分队官兵参观驻地红色场馆。王松青 摄

新泉整训、延安整风、新式整军……回望历史征程，在每一次整队看齐的方阵中，我党我军领导干部都挺起胸膛站在排头，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直面问题。

今天，我们党领导人民军队持之以恒狠抓这一好作风，传承这一好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相继印发《改进中校以上军官学风的措施》等文件，举办少将以上军（警）官政治理论轮训班，着力构建新时代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置身望云草室，武警福建总队一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历史与现实都启示我们，管灵魂的必须要带头纯洁灵魂，讲纪律的必须先严守纪律。唯有如此，教育才能入脑入心。领导干部立身为旗，部队才能风清气正。”

不断刈除头脑中的杂草，确保思想不“开小差”——

思想改造是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

朝鲜半岛，346.6高地。

一场惨烈的战斗刚刚结束，硝烟未散的高地遍布弹坑，焦黑的断木间还冒着青烟。连队指导员李延年拄着半截步枪站在坡顶，目光坚毅。

看着电视剧《功勋》里的这一画面，重温“共和国勋章”获得者李延年的故事，空军某部领导备受触动。

教育现场，一份档案呈现在大家眼前，当年志愿军总部如此评价：“李延年同志，在强攻346.6高地的战斗中，在战斗激烈和伤亡大的情况下，先后共整顿5次组织，并随时提出有力的鼓动口号，在胜利的情况下勇敢前进、紧张情况下压住阵脚……对战斗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高级领导干部，都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如何从源头保持思想澄澈？该部领导在深化政治整训中发现了一个细节——

1947年我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结束后，李延年被选送至东北军政大学第十期军事队学习。学习期间，他争分夺秒，废寝忘食。短短半年，不仅进一步打牢了理想信念根基，而且系统掌握了战术指挥知识。

“李延年的这段学习经历，对他日后帮助很大。”与记者交谈中，该部干部赵世宏谈起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

“要想成为这样的人，必须带头接受教育、主动进行思想淬炼。如果在教育中浮于表面、流于形式，头脑中就容易长杂草，思想上就容易开小差。”在深化政治整训中，该部党员干部对抗美援朝中另一个故事印象深刻——

曾任志愿军38军114师340团3营7连文化教员的谷中蛟，参加教育表面积极，实则没有触及思想触及灵魂。为了让自己有个好名声，他连写几封请战书要求上一线战斗。本以为上级会因为他是非战斗人员，拒绝他的请求。没想到上级不仅同意了，还把他编入攻打白马山的突击队。

对此，谷中蛟十分后悔。贪生怕死的他最终叛逃，泄露了志愿军进攻计划。虽然38军官兵英勇战斗，歼灭了9000多名敌人，却也付出巨大代价。

两相对比，意蕴悠长——领导干部唯有主动接受教育、强化思想改造，方能稳住心神、守住底线，为胜利筑基固本。反之，思想“缺钙”、行动“跑偏”，将给部队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辗转于一座座军营，流连在一个个史馆，记者发现，领导干部先受教育、真受教育，带动部队战斗力水涨船高的故事，在我军历史上不胜枚举。

政治干部出身的“开国元帅”罗荣桓，不仅是我军政治工作的巨匠，还在军事工作方面多有建树。在留田突围战中，他首创“翻边战术”，未损失一兵一卒便冲破日军包围圈，成为抗战史上的典型范例名扬天下。

1947年初夏，在六纵司令员王近山养伤期间，政委杜义德军政一肩挑，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屡战屡捷。汝河战斗中，他果断指挥，硬是率领官兵蹚开一条血路，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河开进。刘伯承评价，这一仗打得好！

“我们军队政治干部的老前辈，无论罗荣桓、杜义德这样的高级干部，还是李延年这样的基层干部，都是文武全才。细细梳理先辈的成长足迹，他们都是主动学习、带头提高、自觉淬炼的典范。”空军某部领导感慨地说。

“任何先进的思想、完善的制度，一旦脱离了人的学习与执行，便都成为空谈。其中，领导带头学习受教育是关键！”采访行将结束，这名领导手拿一根绳子，给记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一根绳子，如果从后方推搡，便会委顿于地，不能成形；如果在前方牵引，便会变得顺直而挺拔。

“绳索如此，领导干部带兵打仗亦是如此！”

（采访得到豆加波、尹贻浩、樊伟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常上思想“手术台”

硝烟虽然早已远去，但思想的战场从未沉寂。

我军无数历史无不印证：教育是战斗力的“源头活水”，思想改造是领导干部的“终身课题”。每一次入脑入心的教育，都是一次思想的“手术”。个别领导干部之所以不愿参加教育，根源就在于不想经受思想淬炼之痛。在深化政治整训中，每名领导干部都要时时提醒自己，率先接受教育，常扫“思想灰尘”，这既是对自己负责，更是对强军事业负责，对党和人民负责。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由“关键少数”带动“绝大多数”的示范扩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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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基层部队，感悟我党我军改进文风话风的好传统——

“延安新风”的时代回响

■解放军报记者  尹  航  李  蕾

秋日延安，城北小沟坪，中央党校旧址游人如织。透过孔孔窑洞，人们的目光望向历史深处——

1942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在这里发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演说，列出“党八股”八大罪状。这篇向不良文风话风宣战的“檄文”，掀起了一场思想革命，整风运动劲吹的股股新风，如延河之水奔流不息。

70年后的一个冬天，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八项规定”，将改进文风会风的要求郑重写入中央文件。短短600余字，开启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篇章，“延安新风”又一次涤荡神州大地。

从延安到北京，从战争年代到和平时期，我党我军孜孜不倦的追求深刻昭示：文风话风反映党风政风，蕴藏着决定成败兴衰的伟大力量。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文风话风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

毛泽东同志发表《反对党八股》演说那天，延安春寒料峭、北风呼啸，但现场气氛格外热烈。

“甲乙丙丁，开中药铺”“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一系列形象生动而又一针见血的比喻，让现场不时传出阵阵笑声，更让人见识了“党八股”的表现与危害。

“《反对党八股》本身就是一篇用大白话讲大道理的经典之作。”中央党校旧址讲解员刘婷告诉记者，毛泽东撰写的文章、发表的讲话，阐述的都是大道理，但群众看得懂、喜欢听，关键就在于他善于运用群众语言，讲群众关心的问题。

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如何“掌握群众”？老一辈革命家给出了答案。

记者不由想起在井冈山采访时了解到的一件往事：1928年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攻下遂川县城，并建立了工农兵政府。为让当地群众更好了解党的主张，毛泽东在主持起草政府《施政大纲》时，专门把一些晦涩难懂的语句改成通俗的大白话。如“废除债务”改为“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不虐待儿童”改为“不准大人打小孩”，等等。30余条政纲条条说到老百姓心坎上，一经公布，广受拥护。

“打土豪，分田地”“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一条条简洁有力、直抵人心的口号，贯穿着我党我军革命史，将党和人民始终紧紧联系在一起。

“文风话风不是小事，连着人心向背、胜败兴衰。”刘婷告诉记者，曾有学者做过这样一个对比：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出操行军唱得最多的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平白如话，官兵记得牢、能照做，群众听得懂、看得见。反观国民党军歌歌词，文白混杂、佶屈聱牙。那时的国民党士兵八成以上都是文盲，只知其调，不解其意。哪支军队能打胜仗，由此可见一斑。

文风话风从来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鲜活的话语、深刻的思想背后，体现着党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反映着党对群众的态度和感情。作家王蒙曾在自传中回忆，新中国成立前，他分别听了一名国民党官员和一名共产党领导干部的讲话，前者“瞎拽文却是文理不通”，后者是“为民立言、全新理想、充满希望、信心百倍”“一看语言文字，就知道谁战胜谁了”。

从延安走来，党的事业一路向前，改进文风话风的接力棒在一代代共产党人手中传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八项规定”落子破局，党风政风焕然一新，文风话风新风扑面。

寻根途中，记者在基层部队真切感受到这一变化：那天，海军某基地召开机关基层恳谈会，基地领导全程脱稿发言，摆问题、讲道理、研举措，说的都是兵言兵语。“一听就是与基层官兵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会后，某驱逐舰支队主官感慨，“基层官兵就喜欢领导干部这样讲话！”

开展调查研究，心里要装着群众——

嘴上不讲空话，笔下不写虚言

讲清40个问题，需要多少个字？

延安革命纪念馆珍藏的一份名为《鲁忠才长征记》的调查报告，给出了答案：全文包括标点在内只有2700多字！

1941年，为解决陕甘宁边区对外运销食盐进展缓慢的问题，毛泽东让西北局写一份调查报告。受领任务的延属十县工委秘书高克林，连夜召集人员详细了解运盐经过、所遇困难和经验教训，并列出7大方面40个小问题。

透过玻璃罩，记者仔细端详泛黄的纸张：报告没有“穿靴戴帽”，而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全篇用详细的事实，讲清了边区政府运盐计划的合理性。

这份调查报告，打消了干部群众关于“运盐赔本”的顾虑。当年，边区运盐量迅速提升到30万驮，既缓解了政府财政经济困难，又增加了边区群众收入。

“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对这篇调查报告，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并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

毛泽东一生重视调查研究，更是调查研究的模范践行者。他亲自撰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关于调查工作》《农村调查》等文章著作，成为全党全军学习的典范。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向历史深处追寻，我党领导革命，一手紧抓“枪杆子”，一手紧握“笔杆子”。宣传鼓动、教育引导、批驳澄清，样样需要好的文风话风。

好的文风话风从哪里来？讲解员向记者讲述了另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故事——

1961年，刘少奇同志辗转湖南宁乡等地调研44天，住简陋农舍，吃野菜糠粑，召开20多次座谈会，走访11个生产队，与基层干部群众个别谈话上百次。这次调研成果，直接推动了农村公共食堂制度的终结，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

“开展调查研究，是为了解决问题。心里装着群众，嘴上就不会讲空话，笔下也不会写虚言。”讲解员的话，让记者联想到202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增进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并严明工作纪律，“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搞作秀式、盆景式和蜻蜓点水式调研，防止走过场、不深入”。

“要求”里有深意，“纪律”里有所指，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该自觉躬身践行。

前不久，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组织政治干部深入一线调研。寻根途中，记者见到了正在基层蹲点的机关干事李宁。他深有感触地说：“无论当年的延安整风运动，还是今天的深化政治整训，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从未变过，那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直面矛盾问题，说群众听懂的话、办群众期盼的事，用好作风赢得民心兵心。”

调研中，李宁和官兵实行“五同”，收集到20多条建议。调研结束后，基地机关从控制文电数量、整合会议内容等9个方面，研究出台了“改进文风话风、严格考风训风、常态纠正作风”10条措施，受到官兵好评。

文风话风反映打仗作风——

丢掉繁文缛节才能战场制胜

从延安出发，渡黄河、跨吕梁，记者来到西柏坡。70多年前，一封封电报从这里发出，指挥千军万马，取得了一场场气壮山河的胜利。

在西柏坡纪念馆二层，有一条长长的“电报长廊”，墙上镌刻着毛泽东起草的197封电报手稿。记者注意到，这些电报很多只有几十字、百余字，却能精准判断形势、明确任务、指明策略，令参观者赞叹不已。

讲解员陈双介绍，淮海战役中，毛泽东向前线指挥部发电64封，大都简短直白，比如“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扫除徐州以东之敌，断其海上退路。打法是，先来个中间突破，然后全歼黄百韬。”刘伯承看后心领神会：“这叫吃一个，夹一个，看一个。”

记者此前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看过一些国民党将领发给蒋介石的电报，每封电报开头必用“呈为、谨呈、钧座”等敬称，内容都是文绉绉的，空话很多。其中一封，很有代表性——

1948年11月，黄百韬第7兵团被华东野战军包围。蒋介石电告前去解救的邱清泉，限令其一天内与黄百韬部会师，否则“军法从事”。而邱清泉的回电，没有清晰说明战况和行动计划，却充满了抱怨、借口、推卸责任和文学式的夸张修辞。

文字的风格，就是部队的风格；语言的效率，就是打仗的效率。战场容不下客套和废话，啰嗦几个字、耽误一分钟，就可能造成更多流血牺牲。

再看我党我军，拉开战略反攻序幕的指令，却是如此简短有力——1947年，面对国民党军重点进攻，毛泽东电示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一年后，当中原野战军昼夜急行向宿县穿插时，邓小平只说了一句：“告诉战士们，毛主席在西柏坡看着我们！”

丢掉繁文缛节，善于化繁为简，文风话风，直观体现一支军队的作战能力。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6字游击战原则，言简意赅、朗朗上口，成为红军将士一听就懂的制胜秘诀。抗美援朝时期，志愿军司令部手抄转发的《十五军对空射击经验通报》，只有126字，一看就会，广泛推广后有力打击了敌军的嚣张气焰。

一路采访，一路感悟。革命前辈的好文风好话风，正在新时代的军营里传承和发扬——

某部高原演练，处置突发特情数十起，但导调文书最长的一份也不过十几行字。许多官兵为导调组点赞：军令如山，不是“文山”，最怕“洋洋洒洒”。

陆军某旅野外驻训，合并战备通报与训练指令，推行“一页纸”简报制度，文电处理时间压缩50%……

“好的文风话风能够打胜仗！”官兵们说，领导和机关下达指示、安排工作、部署任务，也必须用战斗力标尺量一量。

（采访得到丁凯强、王飞虎、丁雷、姚贺超、邹珺宇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用“短实新”擦亮作风名片

从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党八股”，到习主席大力倡导“短实新”，我党我军对好文风好话风的追求从未停止。

文风话风，就是党风政风。一条指令、一纸文电、一次发言、一篇讲稿不是简单的个人小事，而是蕴含着事关成败兴衰的大道理。

改进文风话风，是一场深刻的思想作风重塑。特别是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从自身做起严起，坚持走群众路线，改掉官腔官调、整治“文牍主义”、摒弃“繁琐哲学”、摆脱“文山会海”，用基层官兵听得懂、记得住、可落实的“短实新”文风话风，擦亮作风名片，不断推进强军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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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人民军队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基层至上 士兵第一

■解放军报记者  卢东方  景元玺

一次考核中，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发扬军事民主，组织官兵集智攻关（资料照片）。李明恒摄

金秋，北京。

长安街上，走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式，把新时代中国士兵的精神面貌展现在世界面前。

威武矫健的身姿，朝气蓬勃的脸庞，充满自信的眼神，山呼海啸的口号……世人直观地看到，这是一个个传承英雄血脉、经历淬火重塑的青春方阵。

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习主席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支队伍从古田走来，这支队伍从延安走来……金秋时节，记者追寻着这支队伍的足迹，踏访革命旧址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尊重官兵主体地位的光荣传统。

“新型人民军队”的一个新特征——

让普通士兵“敢于说话”

穿梭在三湾改编旧址群，记者找到了士兵委员会旧址。

在这间简陋的屋子里，陈列着士兵委员会的相关历史资料和实物。记者翻阅资料发现：士兵委员会，既代表士兵利益，又参与部队管理。

“1965年，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山时，特别强调‘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意义一样深远’。”讲解员李清清告诉记者，士兵委员会并非红军首创，但只有我们党能够始终端正对基层士兵的根本态度，赢得最广大基层官兵的信任，汇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每次讲述士兵委员会的历史，李清清都会给大家讲起一件事——

井冈山斗争时期，工农革命军32团特务连连长徐彦刚与几名干部“赌牌九”，士兵委员会发现后当即制止，并逐级上报到军部。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徐彦刚与几名干部成为部队整肃风气的反面典型并接受批评教育。

亲历者欧阳毅后来回忆，“三湾改编”强调要实行民主制度，士兵委员会给了士兵做人的尊严，让士兵参与到军队的日常管理中，对部队建设有了当家作主的责任感，开始享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这是任何旧军队不曾有过的事情。”李清清说，“新型人民军队”之“新”，在普通士兵眼里，就“新”在这里！

赋予基层官兵“发表意见”的权利，就能带来“敢于说话”的作用。士兵委员会奠定了基层官兵参与经济管理、提出军事意见建议的组织基础，让我军在最艰难的岁月里稳住了军心、人心。

在第83集团军某旅旅史馆，记者被一张坑道里战士们围坐在一起的照片吸引。讲解员崔宸铭说，这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官兵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火线诸葛亮会”的情景。

“火线诸葛亮会”发源于解放战争时期。当时，西北野战军利用战斗间隙召开简短的连排干部会、班战士会，群策群力讨论作战方案，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军进行推广。此后开展的“诉苦运动”等新式整军运动，基层官兵更是成为主角，为三大战役的胜利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相信官兵、尊重官兵，才能发动官兵。”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前来寻根的该旅带队领导对记者说，时至今日，“火线诸葛亮会”仍然是该旅在重大任务中集智攻关的重要做法。

“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让基层官兵的智慧充分涌流、激情竞相迸发，就必须充分发挥官兵主体地位。”采访中，记者旁听该旅“王老沟英雄连”一次党团活动，当团员青年提出训练器材革新的设想，党支部当场指定党员技术骨干牵头成立攻关小组；军人委员会建议根据训练内容和强度动态调整伙食保障，很快被列入党支部重点督办事项……

该旅领导介绍，他们始终将“三大组织”捆在一起抓、联为一体建，使党支部“主心骨”和两个群众组织“左膀右臂”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总司令修鞋”的示范效应——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

在瑞金中央苏区旧址走访期间，记者数次听到“总司令修鞋”的故事。

那是1930年11月的一天，朱德同志在行军中发现，总部特务大队队长严德胜脚上的草鞋破了，情急之下扔了草鞋光着脚赶路。朱德悄悄捡回草鞋，认真修补好后放回严德胜身旁。朱德还专门叮嘱大家，要保护好自己的脚，这样才能有战斗力。

一双鞋，将总司令与普通官兵紧紧联系在一起。

人民军队的万里征程，是一个个普通官兵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瑞金、长汀、延安等地的革命纪念馆寻根，一个个关于鞋的故事让记者动容——

1931年，陈赓下令让徐海东亲自带主力团协助群众赶制草鞋，以解决战士穿鞋的问题；1934年长征开始后，邓小平撰写《怎样解决草鞋问题》，提出三项解决办法；1935年，朱德、周恩来要求将没收来的布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以减少烂脚情况的发生；1938年，彭德怀在太行山根据地视察时，发现战士们因长期穿草鞋导致脚趾冻伤，立即下令后勤部门赶制毛毡靴……

“鞋不好，军难安。”杨家岭革命旧址讲解员高杨介绍，在敌人重重封锁、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如何解决穿鞋的问题，既是基层官兵面临的“痛点”，也是难点。

鞋子问题事关普通官兵的切身利益，更关乎行军打仗、战争胜利。记者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发现，“鞋子问题”几乎贯穿了人民军队的征战史——

1935年，红军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并推广改造草鞋的工艺；1938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群众制鞋，有村民回忆“家家户户成了制鞋厂”；1948年，解放区为调动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推行“每做1双军鞋可以顶8个战勤工日”……

士兵脚上的鞋，走出一支军队的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时，美国一名将军在中国吃惊地发现，共产党军队没有政府发放的军饷，但士兵饮食充足，衣着体面。相比之下，尽管国民党部队发放军饷，但士兵们常常食不果腹、穿着破旧。

解读这段历史，延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一名教授告诉记者，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心系基层官兵，不但通过组织大生产运动解决了物资匮乏的问题，而且确保公平分配有限的物资。国民党军队的物资虽多，但大量资源被层层截留，基层士兵吃穿用度被贪污克扣，常常连基本温饱都难以维持。

“心中有兵则军心聚，心中无兵则士气散。”在抗战旧址参观见学，武警山西总队一名领导感慨地说，“战士的眼睛是雪亮的，谁把战士放在心上，他们就把谁放在心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北疆哨所到南国林海，从戈壁大漠到海防一线，习主席到部队调研或视察时，时常叮嘱各级“真正关心关爱官兵，始终把官兵冷暖放在心上”。

统帅的示范，就是无声的号令。一路走来，记者看到部队各级党委机关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设身处地为官兵着想，主动为官兵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切实解决官兵的操心事、揪心事、烦心事。

大别山下，第81集团军某旅落实“基层工作日”，把为官兵办实事当作党委工程；渤海之滨，海军某部实行“一人一策”，为战士成长铺路搭桥；驻训场上，中部战区空军某旅“为兵服务小队”上门服务……

“干部把我们当兄弟，我们愿意相信他们，和他们讲真话、讲心里话。”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战士们动情地说。

“狼牙山五壮士”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平时同甘共苦，战时生死与共

狼牙山顶峰棋盘陀，山风鼓荡。

站在“狼牙山五壮士”纵身一跃的地方，记者探头向悬崖下张望，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陆军某旅“狼牙山五壮士连”荣誉室讲解员张茗峙说：“不留后路，将敌军引向绝地，是这5名勇士悲壮而勇敢的选择。”

绝路上的5名战士，像5根手指攥成的铁拳。踏访多个抗日根据地旧址，记者听到很多诸如“鸡蛋坨五勇士”“老帽山六壮士”的故事。在当年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也多次听到这样的壮举，他在《北行漫记》中由衷感叹：“他们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凝聚力，让每个人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一刻。”

我军的凝聚力，令福尔曼的同胞、美军观察员卡尔逊记忆犹新。他在华北抗日战场的考察报告中说，八路军指挥员与士兵同吃同住、同赴战场，让士兵们不愿抛弃战友，即便面临绝境，也多选择战死而非溃逃。他特别强调，这不是靠强制，而是源于战士对集体的认同感。

同心同德一戎衣，生死与共打胜仗。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指出：“官兵之间只有职务的区别，没有阶级的分别，官长不是剥削阶级，士兵不是被剥削阶级。”

对待士兵的态度，是观察国共两军作风的试金石。

1941年，遵义《黔声日报》以“死人复活”“新东门外又发现活埋新兵”等为题，连续报道国民党军队残酷虐待新兵的恶行，引起公愤。

1946年，在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上，民主人士李公朴提及一份改善国民党军基层士兵生活的提案，上面写道：“士兵生病，只有活活等死，决无诊治之机会。甚有尚未绝气，即剥去其军服，后弃于荒郊……”

1939年，国共两党共同创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共产党教员在课堂上特别传授一条游击战经验——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国民党军官听罢直摇头……

参观各部队军史馆时，记者总能发现我军优待俘虏、开展群众工作的事例。各级领导干部身先士卒、放下身段用真情换真心，经常让被俘虏的国民党士兵感慨“比家人待我还好”。

为什么“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答案就在于此。

对待士兵的两种态度、两种作风，也决定了两支军队的命运。抗战胜利后仅仅4年，貌似强大的800万国民党军队轰然倒塌，迅速瓦解败亡。

国庆前夕，一场强军故事会在第74集团军某旅“生死在一起连”展开。战争年代，该连官兵团结一致打胜仗的战斗故事让记者感慨：“官兵平时同甘共苦，战时才能生死与共。”

解放战争中，这个连队奉命掩护主力部队撤退。激战中，全连官兵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周旋80余天，没有丢下一名战士。

“对军队领导干部来说，离兵就是‘脱离群众’，就容易犯错误。”连队刘指导员告诉记者，他们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针对“不打不骂也不爱”“战士不说我不问，战士不提我不管”等问题，着力纠治群众观念弱化、官兵关系疏离等倾向，进一步引导官兵团结在一起、成长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大家上下一心多次圆满完成重大任务。

（采访得到姜继伟、闫帅印、刘扬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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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根本态度”是根本

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一段精辟论述：“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根本态度”是根本。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始终尊重官兵主体地位，把党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深植于部队基层沃土，团结广大官兵前仆后继、英勇战斗。抚今追昔，今天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保持警醒：脱离群众是“最大的危险”。一旦脱离基层、远离战士，就容易滋生官僚主义、特权思想、不良作风，侵蚀战斗力根基。端正“根本态度”，既是赓续我军的优良传统，更是在政治整训中必须交出的合格答卷。

记者探访纪念场馆和英雄部队，仰望群星灿烂的历史天空——

“铁的原则”擦亮星辰之光

■解放军报记者  杜  娟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内的主题雕塑。成章泉摄

历史天空，群星灿烂。

仲秋时节，记者走进一支支英雄部队，踏访一处处革命纪念馆和历史档案馆。仰目所见，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脸庞，汇聚成我军一代英才的灿烂星空。

“德才兼备”“任人唯贤”“五湖四海”“公道正派”……这些反复出现在档案文书、将帅回忆录中的一个个关键词，强烈冲击着记者的视线和思维。

群星竞相发光发热，星系运行坚定执着。雄师雾列、俊采星驰的背后，是党管干部、党指挥枪的“铁的原则”和强大引力。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始终把对党忠诚放在第一位

赣鄱大地，丹桂飘香。

走进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记者与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的师团级干部学员一起上课。

“在革命斗争的火热实践中识别人才，是我党我军一条成功经验。无数经验教训告诉我们，考察识别干部，德才兼备，一定要以德为先。”课堂上，该干部学院副教授姚玉珍讲起了罗荣桓的故事——

“井冈山斗争中，毛泽东就发现罗荣桓身上的很多可贵品质：凡打仗必冲锋在前，撤退时掩护在后；吃饭时带党员去站岗放哨……此后不到3年，罗荣桓被组织任命为红四军代理政委。后来他果然不负众望，立下不朽功勋，成为赫赫有名的一代元戎。”

“罗帅去世后，毛泽东写下《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以重大历史关头立场坚定为主线，回忆罗帅一生的功绩，最后一句是：‘国有疑难可问谁’，沉痛缅怀之情溢于言表。”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后来又多次强调‘政治是首要的，是第一位的’。”该干部学院副教授罗庆宏说，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各级党委长期秉持这个标准，将一批批忠诚英才选拔到重要岗位。

新四军军长陈毅推荐任用的第2师副师长、师长罗炳辉，曾率部在一天内攻占相距120里的两座城市，被周恩来誉为“战略骑兵”。

“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新四军军史记载：安徽定远县大桥战斗中，第2师4旅11团以800多人歼敌1000多人。战后，罗炳辉授予该团“铁锤子”荣誉称号。

“陈毅等将领都坦荡无私、爱憎分明，所以他们才会把真正敢于牺牲奉献的干部推荐给党组织，任用在重要岗位上。”今年99岁高龄的新四军老兵尤云儒，至今记得当年连队干部的名字。

查阅史料，一份朱德和叶剑英签字的六烈士简历，引起了记者注意，上面记载着在抗战中牺牲的范子侠、包森、廖海涛等英烈的生平事迹。

记者来到闽西上杭县溪口镇革命纪念亭，廖海涛的事迹映入眼帘——

1935年，杭代游击队政委廖海涛带领队伍在上杭地区坚持斗争。敌人抓住他的母亲、妻子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强迫要挟他们劝廖海涛投降，被断然拒绝。结果，敌人枪杀了他的母亲，将他的儿子丢进河中，其妻子备受残酷折磨客死他乡……

这些，都没能动摇廖海涛的信念。1941年11月，在江苏溧阳塘马战斗中，时任新四军第6师16旅政委的廖海涛，率500多名官兵阻击7倍于己的日伪军，腹部中弹鲜血直流，仍手捂伤口继续指挥战斗，直至壮烈牺牲。

新四军军部通电全军，赞扬他“忠实、坚定、勇敢、负责，艰苦缔造苏南根据地，卓著功绩”。

历史的璀璨之星，从来不是单独一颗。六英烈中还有：被刘伯承、邓小平评价为“最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战士”的八路军第129师新10旅旅长范子侠；被誉为“热血尽洒太行巅”的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郭国言；被称为“执行任务最坚决，立的战功最大”的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

“从抗战时期‘德才兼备’到新时代军队好干部标准，对党忠诚始终是我们这支英雄部队对干部政治品质的明确要求。”第76集团军某旅政委感言。

那次边防斗争中，副营长张灿灿、连长袁锋和排长高策并肩上战场，带领官兵像钉子一样钉在险恶高地。经受生死考验的三人，后来都被提升到营长、参谋等重要岗位。

“人才培养，是最艰巨的战争准备。今天，我们就是坚持从严峻复杂的斗争一线、层出不穷的风险考验、艰巨繁重的备战打仗任务中，考察检验干部的忠诚、干净和担当。”该旅人力资源科吴科长告诉记者。

前不久，该旅“铁锤子”战旗与79面功勋荣誉旗帜在风中猎猎飘扬，在党旗引领下，气势如虹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党和人民检阅。

向战务战，能战善战——

坚持按打仗标准选贤用能

“谁敢横刀立马？”这是战火硝烟中统帅对战将的呼唤。

走进八路军第120师358旅功勋展陈长廊，记者在一张1937年9月师长贺龙和副师长萧克签署的命令中看到，宋时轮、王震等39名旅团营级干部的名字赫然在列。

“这些能战善战的将才，20多岁就指挥千军万马，都是战场中拼杀出来的优秀指挥员！”学习我军名将事迹，陆军某旅领导深感敬佩，“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对人民军队的指挥员来说，对党忠诚归根到底要体现在能战善战上。”

作为八路军第120师传承部队，该旅旅史陈列馆珍藏着贺龙元帅女儿贺晓明捐赠的《血脉》红色家谱，里面记录着从这支英雄部队走出的300余名将帅。

“贺龙注重‘实战验才’，经他推荐的八路军第120师716团两任团长宋时轮和黄新廷，就是‘战术灵活善打硬仗’之才。其中，黄新廷首创我军一个团全歼日军一个大队的纪录。”该旅“战斗模范营”何营长向记者介绍。

旅史陈列馆里，还有一张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1937年在陕北采访时拍摄的照片：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与第6师师长贺炳炎、红六军团参谋长彭绍辉站在一起，贺炳炎、彭绍辉二人，每人都只有一条胳膊。

福尔曼问，为什么要重用两个都只有一条胳膊的人当指挥官？贺龙风趣地说，尽管两人在战争中失去了手臂，但每个人打仗都有一手，合在一起就是我的“左膀右臂”。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这样的优秀指挥员层出不穷。能打硬仗、敢打恶仗的王近山，从营长被直接提升为团长；粟裕率领部队连续打赢天目山三次反顽战役，毛泽东高度称赞并预言他“将来可以指挥四五十万军队”。

“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今天更是如此。”该旅一名领导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们坚持常年深入硝烟弥漫的演训场和重大任务现场，从干部受领任务态度看担当，从危急关头表现看格局，从练兵实绩贡献看本领。

记者在浙东海域某演训场看到，何营长派出“少数”兵力佯攻，抽调主力和预备队合攻蓝军防御弱点，一举打开突破口，出奇制胜夺得战斗胜利。

记者翻看何营长的简历：90后营长，曾任连长，先后在三级机关参谋岗位工作，20多次参与大项演训攻关任务，所带营被陆军评为“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

无独有偶。上一任营长陶奇，连续考取驾驶、射击、通信三大装甲专业特级技术能手资格，荣立二等功，被军委表彰为“全军备战标兵个人”。去年，他被提升到机关副团职岗位，并被推荐到院校深造。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

踏上诗人何其芳笔下的这片黄土地，遥想抗战期间“天下豪杰云集延安”的盛景，第79集团军某红军旅寻根小分队队长张天石感慨万千：“当年，我们党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一视同仁，不分地域、不论亲疏、不搞‘山头’，广揽了很多人才。”

延河水长流，英才汇延安，源头却在万水千山——

众所周知，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另立山头，分裂党和红军。然而，1942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新四旅时，毛泽东点将担任该旅政委的，恰恰是一名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干部——徐立清。毛泽东说：“徐立清是红四方面军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有政治头脑，经过长期考验的优秀干部，没有山头思想，是新四旅政委最合适的人选。”1944年2月，毛泽东在枣园接见新四旅领导班子，从下午3点一直谈到深夜。

枣园的灯光，一直在徐立清的心中长明不熄。全国解放后，他长期主管我军高级干部任免工作。1955年我军授衔时，他坚决表态“先把自己减下来”，不要上将要中将。他诚恳地说，这样做至少有三个好处：一是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克服名利思想；三是便于做一些争军衔人的工作。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讲的这句话，多少年来深入人心，是我军上至高级将领、下到普通一兵都明白的道理。”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苏梁波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的3个卫士都不是湘潭人，也非湖南籍。蒋介石奉化籍的侍卫官大惑不解，问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陈龙：“您同毛先生有什么亲故？”陈龙如实相告：“我同毛主席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共产党的警卫人员来自五湖四海！”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这正是我党我军选人用人公道正派的写照。苏梁波告诉记者，毛泽东同志反复号召全党“要搞五湖四海，不要搞山头主义”。邓小平同志也曾严厉批评“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

“这是全党全军必须严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该旅各级领导干部，在政治整训中反复学习领会习主席的谆谆告诫：“要坚持五湖四海，团结一切忠实于党的同志，团结大多数，不得以人划线，不得搞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决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决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作为从延安走来的英雄部队，该旅历经30多次改革整编，坚持五湖四海选用人才。近几年，随着国防和军队改革深入进行，该旅分流来一批干部，旅党委坚持“人才不分内外”，把不同地域、不同单位、不同经历的军官拧成一股绳。

去年底，一批公开选拔的干部中，从外单位交流来的参谋部协理员冯晓董榜上有名。到该旅后，他由于能力过硬，一年多后就被提拔使用。

这并非个例。很多官兵告诉记者：“旅党委推开营连主官定期换岗、公开岗位条件、领导实名推荐、设立风气监督员等举措，这些年公开选拔任用的干部上下认可，放到哪个岗位都过硬！”

结束采访，回望五湖四海聚英才的历史星空，一句古诗浮现在记者脑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采访得到曹达功、刘红杰、王钟卫、郝超、龙礼彬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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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传统的魅力  时代的瑰宝

仰望历史星空，寻访将帅征程。抚今追昔，这一路记者思绪万千。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孕育托举一代将帅之星，也汇聚我军无数优良传统。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漫步在这浩瀚的“海洋”边上，今天的我们就像海边拾贝的孩子，不停发出惊喜的赞叹。

海边拾贝如“淘金”。这是传统的魅力，也是时代的瑰宝。在政治整训中，我们应当拿出百倍的虔诚，老老实实回到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中，认认真真从中汲取启示和营养，识才用才是如此，荦荦大端莫不如此。

记者探访革命旧址和座座军营，感悟我党我军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

“知行合一”启新程

■解放军报记者  张磊峰  马嘉隆  李蕾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官兵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组织现地教育。郭兴涛摄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旧址，一个留在历史长河的问题发人深省：“怎么才能算抗大的学生？”

1937年12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抗大授课时，向学员提出两个问题：“你们会不会吃小米啊？”“会不会打草鞋？”

听到大家肯定的答复后，毛泽东欣慰地说：“好！能吃小米，会打草鞋，会爬山，才能算抗大的学生。”随后，他说：“你们是来革命的，要学马列主义。要懂得，吃小米，爬大山，这就是革命，这就是马列主义！”

“吃小米饭，攻理论山”，从此成为我们党在艰苦环境中坚持理论学习、解决现实问题的一段佳话。

延安的窑洞，连着今日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从抗大课堂走向新时代热火朝天的练兵场，记者一路在思考——

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什么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今天，我们该怎样传承我党我军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未来，我们又该如何依靠学习开启新的征程？

高级干部肩负重大政治责任，首先要努力学习——

“思想高地，不种庄稼就长草”

黄土高原，细雨绵绵。走进杨家岭陈云旧居，两孔土窑，一灯长明。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全党掀起学习运动高潮。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倡导成立了一个领导干部学习小组，定时定章、坚持不懈研读马列经典和《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

白天处理公务、上山搞生产，晚上在油灯下学习……尽管是学习小组中工作最忙的，但陈云从来没有少读过一章一段。曾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回忆，陈云“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学习起来很认真”。

一有空就学习，一学就是一生！

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习主席号召全党同志学习陈云“刻苦学习的精神”，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能否摆正学习的心态，看似个人修养问题，实则连着党性党风。

翻开《中国共产党章程》，党员必须履行义务的第一项，就是“认真学习”。

“将学习态度与党性原则紧密联系，由来已久。”武警警官学院讲师代丽告诉记者，1939年12月，陈云撰写了《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文中这样写道：“因为学习是做好工作的一个条件，而且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党内的老干部、高级干部首先要努力学习，成为学习的模范。”

纵观党史，革命先辈无不是以自觉而忘我的状态，攻读原著，学海争渡。

——漫漫征途，求知若渴。革命战争年代，很多官兵的干粮袋里，都会放几本马列主义小册子。正如毛泽东所说：“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

——闲暇之余，以学为乐。与刘伯承同志相知甚深的邓小平同志在《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中写道：“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假如有人问，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我想只有一个，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

——生命不息，学习不止。新中国成立后，年事渐高的朱德同志每天坚持二至三小时的学习。上世纪60年代中期，80岁高龄的他认真通读中央规定的高级干部必读32本马列经典，其中大部分篇目都读了两遍，并且写了许多读书笔记。临终前不到两个月，他看到《共产党宣言》新译本后，不顾年高体弱，前往中央党校看望参与翻译的同志，交流学习心得。

“思想高地，不种庄稼就长草，不去靠近先进的积极的思想，就会滋生低级的腐朽的欲望。”代丽告诉记者，高级领导干部肩负重大政治责任，更需要注重学习、持续学习，所以延安时期才会流传一句话：“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

走进西部战区陆军某部机关楼，政治工作部拐角处的一排书架吸引了记者注意。

靠近细看，《论党的自我革命》《习近平论强军兴军（四）》等著作整齐摆放在书架上，方便官兵随时借阅。“长征途中的革命前辈学习革命理论如饥似渴。新长征路上，我们的‘干粮袋’里也一定要装有党的创新理论。”一名领导告诉记者。

在该部，从党委成员到营连主官，每人都有一张学习计划表。“学习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而是严肃的政治责任。我们的理论功底，不会随着时间递进或职务升迁而凭空增强和厚实，必须扎扎实实沉下心来学习积累。”该部干部杨林保告诉记者，对既学来的感到用之不足，对未学来的感到求之不尽。诚如习主席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学习要带着“问题导向”，善于用学习解决问题——

感悟今昔“矢”与“的”

课堂，是问题的摇篮。

寻根杨家岭中央大礼堂，记者的思绪回到1941年。

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著名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

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当时，党内曾有过一种错误认识：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书本上的话就是理论，谁背书多、背得熟，谁就是“理论家”。因此，部分人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列主义，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去学理论。

为了改造学习、正本清源，毛泽东在报告中尖锐批判了“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主观主义作风，大力倡导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将理论和实际统一起来，提出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的学风：“‘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

——聚焦当前矛盾学。1938年，社会上一度流行消极悲观的“亡国论”与盲目乐观的“速胜论”。在复杂形势下，《论持久战》问世犹如平地惊雷，很快成为各界人士学习抗日战争战略方针和方向的必读书目之一。王震将军后来回忆：“我们这些在抗日战场上直接参加战斗的人，在战斗的间隙，土炕油灯，如饥似渴，欣然阅读，倍受鼓舞。完全可以说，一部光辉的《论持久战》，鼓舞和指引我们夺取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扎根实践沃土学。开国中将韩伟在《毛主席怎样教我们用兵作战》一文中回忆，建立根据地之初，大家一时还摆脱不了旧军队的一套，毛泽东则生动讲解游击战法：“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打圈是为了避实击虚，歼灭敌人，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使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

——契合官兵实际学。长征途中，如何让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官兵理解为何而战？漫长的远征中，红军战士背上总挂着一块就地取材的“识字板”，大家边走边学。休息时还会挤在一起讨论：“我们为什么而战”“革命成功后，中国会变成什么样”……

如今，红军官兵昔日简陋的“识字板”，早已被新颖的“云直播”代替，但实事求是的问题导向始终如一。

“我一定会把这七根火柴交给组织的……”前不久，在“七根火柴”纪念碑前，武警四川总队机动某支队开展“行走的课堂”线上直播活动。他们精心创演了一部红色情景剧，为新入伍战士讲述长征中的感人故事。

“一些新入伍战士缺乏吃苦意识、奉献意识不强，这场直播活动正是奔着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去的。”该总队宣传处干部陈阳给记者翻看总队“行走的课堂”教育活动安排，一份份有针对性、时效性的备课计划让人眼前一亮——

为解决官兵进退走留时的思想困扰，总队邀请革命前辈讲述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故事；为激励官兵精武强能，他们邀请“全军践行强军目标标兵个人”甘文涛走进“红耀巴蜀”直播间，分享参加国际特种兵比武的切身感受……

如今，学习的靶标持续归正，更多“接地气”的鲜活故事、理论观点射向隐患苗头，持续推动政治整训走深走实。

学以致用、学用相长，才能赢得新胜利——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雪域高原，山峦起伏。

踏上一处比甘巴拉山更高的无名阵地，甘巴拉雷达站机动任务分队官兵正在装备车前列队，举行雪域阵地签名宣誓活动。

“学习甘巴拉精神，不是死记硬背口号，而是看敢不敢向自己、向更高的阵地发起挑战。”宣誓中，甘巴拉雷达站操纵员、一级上士白涛第一个发言，引起战友共鸣。

60年前，雷达站组建之初，第一代甘巴拉人向海拔5374米高山发起挑战，与雷达天线一起在生命禁区扎下根。

一群来自东南沿海的官兵，为何能在高寒缺氧的雪域之巅坚守？在雷达站荣誉室一张老照片中，记者找到了答案——第一代甘巴拉人的学习室墙上，有两则标语：“提高警惕，保卫祖国”“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

“不学理论，很难有在这里坚守奉献的精神动力。把书本上的家国情怀熔铸为坚守阵地的‘钢筋铁骨’，正是一代代甘巴拉人扎根群山之巅的精神密码。”指导员李港归告诉记者，想要铸就与雪山争辉的崇高丰碑，头脑中的学思践悟和实践中的千锤百炼缺一不可。

誓言只有寥寥数语，践行却要坚持一生。在荣誉室，李港归向记者讲述了另一座“高山”的故事——

“要挑老红军的担子，不摆老干部的架子。”开国少将甘祖昌因战争时期头部重伤，不宜担任领导职务。他没有躺在功劳簿上享受待遇，而是带着全家回到家乡当农民，带着乡亲们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改造农田，还跳进泥水里一起劳动，用一生践行“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的信条。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只有从理论认知转化为实践行动，才更具生命力和感召力。同样，学风关系战斗力，唯有学以致用、以用促学，才能不断赢得新胜利。

上世纪60年代，原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郭兴福创造了一套教学方法，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变单向灌输为启发诱导、民主讨论，把“死”的教案变成“活”的敌情。叶剑英元帅和罗瑞卿总参谋长发现后，将其总结为“郭兴福教学法”，迅速在全军推广。

学习之风不息，冲锋脚步不停。从延安的窑洞群到神州大地座座军营，新时代官兵把新课堂“搬”进练兵场，把学习融入新的火热征程——

大漠戈壁，西部战区空军某旅充分释放军事职业教育平台资源优势，将在线学习嵌入实训链条，实现“随营军校”与训练场精准对接。

昆仑腹地，新疆军区某基地结合承训任务和部队战斗力建设实际，把“确保政治工作始终围绕备战打仗发挥实效”列入攻关课题，倒逼政治干部提高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岗位履职能力，初步取得一批理论和实践成果。

远海大洋，东部战区海军某支队一级军士长马少利扎根主炮岗位27年，改进某型舰炮电路图并革新8项设计，编写的《某型舰炮维修》教材被列为海军统编教材。

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结合政治整训感悟学风传承，官兵热议体会：“把学习成果融入部队建设，转化为备战打仗的过硬本领”“领导干部要以上率下，既看学了多少，更看落实得咋样；既看自身理论素养，更看表率作用发挥如何”……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回望延安，筚路蓝缕时，知行为舟辟新天；再踏征途，任风高浪涌，知行合一开新局。

（采访得到刘卓、吴凌、于淼、宋强军、王建州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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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好学风也是战斗力

从延安整风到新时代政治整训，我党我军的学风建设史就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一部知行合一的历史，一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从而带动战斗力提升的历史。

当我们带着历史的智慧走向未来，学习最重要的不是记住了多少条文，而是能否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通过持续不断的理论武装、思想淬炼，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转化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正如一名基层政治干部所说：“好的学风，有助于我们补钙、健脑、强能，促进我们把习近平强军思想融入工作、融入战位，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打赢能力。”

记者探访英雄部队和战场旧址，感悟领导干部备战打仗使命之重——

“胜利山”上的瞩望

■解放军报记者  钱宗阳  张东盼  金美姊

空军航空兵某部战机起飞（资料照片）。鲁发章摄

娄山关，云奔雾涌，群峰如浪。

吴起镇，千山焕彩，万壑披霞。

90年前，一南一北两处险地，先后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中的第一场大捷和进入陕甘根据地后的第一场胜仗。指挥两场战斗的，都是彭德怀。

90年过去，记者站在空军航空兵某部巨大的电子沙盘前俯瞰，两处战场旧址尽收眼底，都在该部战机的航迹下。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当年指挥吴起镇战斗的平台山，如今已更名为“胜利山”。

登山远眺，峰峦起伏。沉甸甸的“胜利”二字，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也延伸着军人瞩望的目光。

一名老兵的牵挂和一支部队的警觉——

“军人职务越高，责任越重”

辽宁抚顺，一套50多平方米的老旧单元楼公寓，承载着该部某团许团长的儿时记忆。

推门而入，房屋陈设简单朴素。墙上醒目的地方，挂着一幅中国地图。

“外公是一辈子深藏功与名的抗美援朝老兵，战场上九死一生，留下的仅有这套不大的公寓。”谈起外公，许团长的话语里充满敬佩。

“不爱财、不图名，他始终放不下的牵挂，就是这里——”许团长抬手指向地图上的宝岛台湾，“晚年，外公常常拿着放大镜，在地图前一看就是大半天。”

浅浅的海峡，深深的惦念。那年，许团长驾驶战机绕岛飞行。休假探亲时，他用手指在地图上轻轻划出航迹。外公看后，脸上绽开笑容并深深期许：“祖国统一时，一定要告诉我！”

“抗美援朝时，外公是汽车兵，许多战友在敌机轰炸中牺牲。他做梦都希望，祖国有一支强大空军。”许团长记得，外公去世前有段时间，已经认不出朝夕相处的家人，口中却反复念叨着牺牲战友的名字。

“那一代军人，从战火中走来，心中最渴望的是和平，身上永远褪不去的是战味。”睹物思人，许团长感慨地说，“外公生前最担心的是，承平日久，我们这代军人尤其是部队领导干部，会不会过惯了太平日子，成为马放南山的‘太平官’？”

斯人长逝，言犹在耳，引人深思。该部领导深有感触地说：“大力纠治‘醉太平’，军队才能‘守太平’。深化政治整训，就是要剜掉一些领导干部身上‘和平病’的病灶。”

这些天，该部正在创排一堂情景思政课。记者看到，运用声光电等舞台艺术手段，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战火中浴血奋战的故事被搬上课堂。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有美国人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这奇迹的背后，是多少军队高级领导在和平时期心怀忧患、披肝沥胆——

新中国成立后，戎马一生的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为了加快空军战斗力建设，长期抱病坚持工作，病逝时年仅55岁。刘亚楼的遗孀回忆，医生为他检查时，惊讶地发现：他的肝，大出普通人四指多，硬化如石头。无法想象，他是靠怎样的意志，常年满负荷工作的。

这堂情景思政课，让许团长又一次想起去世两年多的外公：“每次回想他看地图的样子，就有一句话堵在我胸口——祖国尚未统一。军人职务越高，责任越重。”

向东，飞越大洋惊涛。那次，许团长作为机长，驾机飞出第一岛链开展例行性训练。途中，一架外国军机蓄意干扰，突然改变航向，冲着许团长驾驶的战机高速飞来，妄图逼迫他转向避让。

驾驶舱内，刺耳的告警声越来越急促。许团长对着战友大喊“不要动，保持航向、高度”，稳稳操控战机按预定航线飞行。眼看两机越来越近，对手绷不住了，转变航向脱离接触。

回忆千钧一发的对峙时刻，许团长神情坚定：“我当时想，决不能让对手得逞、让国家尊严受损！”

长空之上，流云翻涌。像这样的经历，在该部各级领导干部中并不鲜见。宁静之中，隐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瞬间……

一群战斗英雄的抉择和一场新时代的大考——

“戎装在身，不为谋官，只为谋胜”

夜幕降临，明月高悬。结束一天的飞行训练，轰鸣的发动机声消失在群山之间，四野归于寂静。

披着月色，记者走进该部历史展陈馆。一个三维立体战场模拟场景，让记者仿佛置身于我军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一江山岛战役。

“那时，我们这支部队组建还不到5年，列装轰炸机的时间更短。队伍虽然年轻，却有一大批从战场上拼杀出来的领导干部！”该部领导对这段战史如数家珍——

接到作战命令后，时任该部领导的张伟良驾驶战机带队出征。第一次轰炸，海上风云突变，天空乌云密布。张伟良带领轰炸机编队降低高度，冒着敌人密集的防空炮火低空轰炸，炸沉、炸伤敌舰各一艘。

第二次轰炸，仍是张伟良带队。战斗中，战机突然抖了一下，机组成员报告战机“中弹了”。张伟良镇定自若，凭借高超技术继续完成轰炸任务。返航后机务人员检修发现，一块高炮弹片打中了战机起落架。

浏览张伟良的军旅履历，成为空军飞行员前，他已是一名战斗英雄，曾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几次负伤。

新中国成立后，许多像张伟良一样的战斗英雄，毅然加入初创的人民空军，从零开始学习飞行。其中，有的当时已是团职领导干部，却放弃领导职务甘当一名飞行学员；有的只有小学文化，却靠苦功夫学会驾驶先进战机……

谈起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该部领导感慨不已：“战将，在战火中锻造，既要时刻准备接受下一场战争的淬火，又要持续不断加强党性淬炼。”

一组数字，写满浴火荣光——我军10位开国元帅中，7位身上带伤。仅刘伯承元帅一人，就曾9次负伤，留下了10余处战伤。新中国成立后，年近花甲的刘伯承主动请命筹建军事院校，呕心沥血为人民军队培养适应现代战争的将才。

一次让衔，折射战将风骨——开国大将徐海东是我军出了名的猛将，他9次负伤，留下17处战伤。1955年，毛主席提议授予徐海东大将军衔，他却再三推辞，理由是自己因为伤病15年没上战场，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都没参加，自觉不够资格。

“戎装在身，不为谋官，只为谋胜。”该部领导动情地说，想想老一辈领导干部的选择，看看风起云涌的新军事变革，今天的我们应该知道怎样做。

胜利，并不会偏爱曾经的胜利者。作为一支习主席视察过的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这些年该部先后列装多型战机，新的转型大考摆在该部领导干部面前。

“过去航空兵部队常说，指挥员应该是一支部队飞行技战术水平拔尖的人。可是，如今未必了。”该部一名团领导回忆了一段经历——

几年前，团里首批选派几名不同年龄段的飞行人员受训，团领导身先士卒，也在其中。然而，考核成绩却让人大吃一惊：排名靠前的，竟然是几名年轻飞行人员。

“新装备高度信息化，年轻人的理解力、领悟力具有先天优势。”这件事，让该部各级领导干部深受触动，“要想指挥明天的战争，就不能只靠昨天的经验、吃过去的老本。”

已是深夜，模拟训练中心的灯光依然明亮，该部几名担任领导职务的飞行员，还在这里“加练”“加学”。如今，他们都能熟练驾驭新型战机。

翻看一名团领导的学习笔记，扉页上的一句话赫然入目——

“不学习的指挥员，没有明天！”

一条焕然一新的跑道和一次充满风险的改革——

“和平年代，不能当‘太平官’”

一桥飞渡云上，天堑变通途。今年国庆前夕，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正式通车，引来八方游客。

数百公里外，承建这座大桥的某集团数十台工程机械，正参加一场军地联合演练。记者看到，在空军航空兵某部的备用跑道上，该部领导从容指挥几十台军地工程机械往来穿梭，快速修复多个直径十余米的大弹坑。

“这项新技术，大幅提升了跑道修复效率。即便机场战时遭到严重损毁，也能很快恢复正常使用。”望着平整如初的跑道，该部领导告诉记者，“以往，我们更关注飞行员飞得怎么样。如今，各级领导想得越来越细，许多过去的短板，正在快速补强。”

领导谋战越深，部队备战越实。协助组织这次军地联合演练的贵阳市南明区人武部政委感慨地说：“领导干部只有真正向战为战，才能把和平时期不会出现的许多问题当作紧迫课题，认真研究解决。”

“和平年代，不能当‘太平官’。”看着眼前默契配合的军地工程车辆，这名政委谈起了一段往事——

1953年2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前往华东检查战备工作。在一处海岸炮兵阵地上，他看到弹药库距离炮位太近，又缺乏防护措施。团长解释说，团里也发现了弹药库的问题，因为其他事耽误了，还没来得及改建。闻言，彭德怀严肃地说：“还有比守住你们的阵地，防止敌人的炮弹把你们的阵地掀翻更重要的事吗？”

“和平年代，这事那事，千头万绪。越是这样，领导干部心中越要有定力，把提高备战打仗能力当作头等大事。”该部某飞行大队刘大队长说，领导心中的政绩观偏一寸，部队备战打仗的准心就可能偏一尺，既不能陷入事务主义，搞背离战斗力标准的有害积极性，也不能畏首畏尾，对事关战斗力生成的难题“推脱躲绕”。

走进刘大队长的办公室，记者看到桌面上摆着几张刚刚制订好的训练计划表。第二天，他将担任飞行训练的指挥员。

“过去，这样的计划指挥员半个小时就可以做完，现在起码要两三个小时。”刘大队长对着计划上的飞行课目一一介绍说，时长增加，是因为训练复杂程度提高了。

换装新型战机以来，该部领导决策推行多项训练改革举措——

改变沿用多年的战机起降流程，新的起降方式不仅大幅提升快速出动能力，而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有利于战机飞出国门训练；

改变飞行员熟悉的日常飞行训练模式，从过去一架接一架按照固定航线飞行，变为按照作战阵位自主训练，训练空域电磁环境复杂了、训练课目多了，与实战贴得也更紧了……

“每一项改变，其实都冒着风险。放弃大家熟悉的方式改用新方法，未知的风险会增加，刚开始一些老飞行员并不理解……”谈起一系列改革的初衷，该部领导话锋一转，“可是，算一算有利于备战打仗这笔账，领导干部就必须勇敢担起该承担的风险。”

一系列看似细微的改变，累积起战斗力建设新高度。几年间，该部领导身先士卒，率领部队闯出了我军电磁空间练兵用兵的诸多首次，多项课题成果在全军获奖。

面对记者的采访，官兵们都有相同的感受：“领导勇担当，带兵打胜仗！”

（采访得到谭雷、方世磊、王子规、王瑶、毛鹏、张子星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

“立起新时代指挥员好样子”，是习主席对军队各级指挥员提出的殷切嘱托。无论时代怎么变，部队领导干部的第一要务是带兵打仗，第一身份是指挥员，不能坐上“官位”就远离了战位，更不能身在战位不谋战，以不打仗的心态做打仗的准备。

强军之道，要在得人；练将之道，身先为要。新时代指挥员必须始终把强军当事业、把打仗当专业，时刻保持“脑子里永远有任务，眼睛里永远有敌人，肩膀上永远有责任，胸膛里永远有激情”的临战状态，砺锋淬火、精武强能，以自身表率作用，带出能打仗、打胜仗的雄师劲旅，真正成为挺身为旗的军中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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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寻革命老区和纪念场馆，感悟我党我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寻乌星火”照亮求是之路

■解放军报记者  杜娟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组织官兵在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参观见学（资料照片）。彭贤茗摄

仲秋的赣南，群峰染绚，丹枫映水。

走进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几个红色大字映入记者眼帘。

90多年前，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进军赣南，相继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毛泽东同志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挥笔写下《反对本本主义》《寻乌调查》。

这两篇光辉著作，不仅充分彰显了唯实求真的探索精神，更及时回答了“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

记者踏访中国共产党人开启调查研究风气之先的历史发生地，所见所闻既是穿越历史的回响，更是昭示现实的明镜。

从“寻乌调查”到“全党大兴调查研究”——

真调查，才能听真话、察实情

巷陌寻踪，纸记民情。

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的江西寻乌县，城西南马蹄岗上，几栋二层青灰色瓦房静静伫立，院中香樟树影婆娑，仿佛在低语“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的道理。

这里，是毛泽东同志1930年“寻乌调查”的历史现场，他亲自设计调查提纲，组织10余次调查会，请不同阶层代表参加。

“毛泽东诚恳相邀，语气中满是敬意。他说，就是盼着能听听你们的肺腑之言，了解最真实的寻乌。今天我是来当学生的，你们在座的都是我们尊敬的先生。”农民范大明，是当年的亲历者。他的孙子范德文，向记者讲述当时的调研情况。

纪念馆展柜中，陈列着《寻乌调查》的手抄件和各类调查表的复印件。一张张泛黄的统计表上，清晰记录着不同家庭的土地、人口、收入与赋税情况。

县商学会、木工合作社、县苏维埃政府……沿着毛泽东当年走过的调查路线，记者仿佛看到他深入街巷、田埂、商铺与农民、小贩、手工业者促膝长谈的情景。

“三省交界的特殊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理想的调查样本，毛泽东不仅系统掌握了土地占有、阶级结构、商业流通等宏观数据，更细致了解了各类具体信息，甚至包括县城有几家豆腐坊、每家每日销量多少等。”当年参加调研的时任县委书记古柏之孙古铮，向记者介绍。

一盏昏黄的油灯下，毛泽东伏案执笔，完成了长达8万余字的《寻乌调查》，堪称我们党开展调查研究的经典之作。

“正是这种脚踏实地的调研与科学透彻的分析，使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为土地革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依据。”毛泽东寻乌调查纪念馆副馆长何慧芳深情地说，这些调查情况的背后，是毛泽东同志对调查研究的艰辛付出和对真理的执着追寻。

翻开《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记者读到几段发人深省的文字——针对少数干部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他强调指出，“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

从毛泽东寻乌调查，到1941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再到2023年“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的调研作风始终一脉相承、一以贯之。

历史的回响，激荡在天南海北座座军营。记者一路探寻看到，各级大力发扬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将其作为政治能力来锤炼、工作作风来培育、战斗素养来提升。许多部队把解决调研中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政治整训重要内容，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有些基层干部思想观念和作风上存在偏差不足，觉得自己天天在兵中，不调查也能知兵，俯下身子走进战士心里听真话不够……”政治整训中，新疆军区某红军师领导一针见血直指干部调研作风问题。

他们聚焦解决个别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官兵问需问计主动意识不强、闭门造车、拍脑袋决策、先入为主等问题，引导大家深入班排哨所、演训一线、任务现场进行全面深入的调研，得出了一批客观真实的结论，形成了有效破解顽疾的决策举措。

该师领导一致感到，只有把调研作为一种政治自觉，才能真调查、听真话、察实情。

从“炭火旁的士兵调查会”到“帐篷里的官兵恳谈会”——

为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

“1929年12月的新泉乡寒气刺骨，毛泽东同志就是这样和红四军第2纵队的战士们围坐在炭火旁，同他们心贴心聊天。”

穿过福建省连城县狭窄的古老街巷，记者驻足士兵调查会旧址，讲解员讲述着毛泽东在这间当年红军战士临时住所里调研的故事——

“鉴于当时部队中较为普遍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军纪松懈、军阀残余、享乐主义等问题，毛泽东在这里召开士兵调查会，他特意让炊事班多烧了两盆炭火，就是想让战士们放下顾虑，把这些问题的具体表现及真实原因说出来。”

聆听讲解，记者的目光望向一幅《毛泽东在新泉进行连队调查》的油画，场景里跳动的“火光”映着周围的老军装、旧绑腿，瞬间将记者拉回到那个用调查研究破解问题的年代——

1929年12月初，红四军主力抵达闽西南新泉乡，部队建设正面临严峻挑战。毛泽东冒着严寒，在调查会上仔细了解和询问：打骂士兵和肉刑制度行不行？流寇主义思想对不对？为什么不行？用什么方法来纠正……

时任红四军第2纵队12大队党代表赖传珠曾回忆说：“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毛党代表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经过10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产生错误思想的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

除了深入部队，毛泽东还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群众中。官庄、庙前、芷溪村……新泉乡周边的村庄，留下了他带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的足迹。

“有位老大娘反映，红军战士借了她家的木桶，归还时桶底破了没人管；还有村民说，个别战士在稻田里行军，踩坏了秧苗。”新泉整训纪念馆馆长伍玲金说，在善于从本质上观察分析问题的毛泽东看来，这些从表面上看似细微的“小事”，却是关乎人心向背、我军性质和方向的大事，当即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借物要还、损坏要赔”的规定，还亲自带着战士到田里帮村民补种秧苗。

短短10天时间，毛泽东就收集到大量有关干部作风、部队纪律、军民关系等方面的意见，为后续起草古田会议决议积累了详实的第一手资料。

“新泉调查研究告诉我们，要为解决问题而调查，不是为调查而调查。”第79集团军某旅钟旅长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

这个旅的前身红四军第2纵队，正是当年毛泽东新泉调查研究去过的部队。记者来到驻训场采访时，遇到蹲点调研的该旅领导和机关干部，他们同官兵一起吃住在野外帐篷，召开“官兵恳谈会”，将调研融入训练、教育和管理各环节。

“野外条件艰苦，训练强度大，连续几个月远离家庭，咱们干部有些什么想法，孩子还小的，挂念家人和孩子吧……”该旅政治工作部张主任边问边记，这种聊天交流式的调研，让营连干部敞开了心扉。

长时间野外驻训，往往思想和实际问题容易集中暴露。该旅领导带领机关干部用两个多月时间，结合任务跟踪调研，分别拿出了具体对策措施。

今年初，该旅党委采纳调研报告的意见，针对12名干部面临的家庭困难，专门派人解决了家属就业、孩子入学、家庭住房等方面问题，让他们安心尽责。

“这个调查下了真功夫、听了真心话、找到了真问题，拿出了解决的真办法，这样的调研谁能不欢迎？”采访中，官兵们情不自禁地点赞。

从“三进才溪”调研到“一道难题攻到底”——

一时易为，惟久久为功者进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毛泽东一句诗词让老区龙岩上杭闻名，又以一篇万字的调查报告，让上杭县才溪镇彪炳史册。作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这里享有“中央苏区模范区、模范乡”的赞誉。

“带着如何建设巩固的先进的革命根据地的问题，1930年到1933年间，毛泽东三次来到才溪，走村入户，与群众同劳动、拉家常，深入了解民情，写下了著名的《才溪乡调查》。”在毛泽东才溪乡调查纪念馆，记者通过互动体验区一张电子路线图和VR技术，“看到”了毛泽东“三进才溪”调研的艰辛历程——

草鞋磨穿数双，竹杖点破晨雾。毛泽东分别从寻乌、漳州、瑞金三地启程，穿过一道道山弯，越过一个个隘口，乘竹筏破汀江浪。

他蹲在田埂上，手指轻捻湿润的泥土，向插秧的农人细问收成；坐在老屋门槛，就着昏黄的油灯，听乡亲们诉说苛捐杂税之苦；翻开苏维埃政府的账本，逐项核对粮食分配、红军家属优待政策落实情况……

三次调研，他的脚步遍及村村落落，终以详实的第一手资料，凝成“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的著名论断。

时代在变，问题也在变，我党我军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始终没有变。

“一锤接着一锤敲”，习主席在不同场合多次这样讲。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他曾深情回顾，“8年来，我先后7次主持召开中央扶贫工作座谈会，50多次调研扶贫工作，走遍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坚持看真贫，坚持了解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的实际情况”。

“在调查研究方面，习主席也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典范。”陆军某旅党委班子对照老一辈革命家和习主席一以贯之的调研作风，在政治整训中认真查找自身差距与不足。

记者看到，该旅一场调研作风反向测评中，基层官兵以无记名方式，对干部调研的频次、深度、质效等进行评价，重点排查“虎头蛇尾”“调而不研”等问题，将测评结果纳入干部季度考评。

一道难题攻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这些年，该旅针对合成训练遇到的新情况，调研梳理出自主协同、体系融合、新装备战斗力生成等方面10多个难点问题，通过开展协同训练、轮流到兄弟部队跟训见学、对指挥员进行联合素养培训考核等办法，形成“问题—调研—对策—成效”完整链条。

“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我们通过持续开展针对性调研，真正使新质战斗力在体系融合中不断实现新跃升，同时也锤炼了领导和机关孜孜笃行调研的作风。”该旅钱政委说。

采访结束时，回望我们党开启调研之风的“寻乌星火”，记者不禁感慨——

强军事业无止境，调查研究永远在路上！

（采访得到龙礼彬、周旋、詹丽红、梁志伟、刘华勋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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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让调查研究回归本真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句诞生于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重要论断，跨越95年依然振聋发聩。它承载的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更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

让调查研究回归本真，才能真正破除作风顽疾，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在政治整训中，各级领导干部应当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身挨身坐、心贴心聊”的姿态，“深实细准效”的调研作风，纠治“虚浮飘躁”的不良风气，让调查研究真正达到“接地气、察实情、出实招”的要求和目的，从而把“问题清单”变成“打赢底数”，让决策有温度、执行有力度、战场有胜算。

记者踏访多个军史场馆和英雄部队，感悟人民军队听党指挥、服从命令的优良作风——

“号令意识”贯穿战斗征程

■解放军报记者 陈典宏 李由之

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仪仗方队接受检阅。解放军报记者 李雪梅摄

秋色初染，岭南大地暑气未消。

记者来到中山市五桂山街道珠纵路，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看到一张熟悉的照片——

一名红军，头顶红星，迎风傲立，在黄土高坡吹响嘹亮军号。

这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著作《红星照耀中国》的封面摄影。这名红军号手的形象，多少年来早已深入人心。

军号属于军人，属于战场。大凡中国军人，对军号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只要当过兵，无论何时何地，一听见军号声，立刻就会觉得热血喷涌、心潮澎湃。

号令如山，执行没有借口；闻令而动，奔赴无问西东。

一声号令，三军景从。从烽火岁月的闯关夺隘到新时代的伟大行军，听党指挥、对党忠诚，不讲条件、坚决落实的号令意识，始终是我军鲜明的精神标识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政治法宝。

“军号声里有忠诚”

这名号手是谁？这张照片，为什么出现在珠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照片下方的名字给出了答案——谢立全，12岁参加红军，走过长征，身经百战。

1939年寒冬，时任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二大队政委的谢立全和大队长谢斌，接到了一道命令——南下广东，开辟敌后战场。

没有犹豫，不讲条件，“坚决听从组织安排”是他们的回答。仅仅3天后，他们就踏上南行之路，穿越层层封锁，抵达韶关，与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

讲解员冯金雨说：“正是这次从延河到珠江的远征，两名曾经走过万水千山的红军战士，面临着又一次艰难的跋涉。”

从延河到珠江，又是一次“万里长征”！冯金雨介绍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珠江三角洲创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孤悬敌后，长期处于日、伪、顽三方夹击之中，却有力牵制了日伪军数以万计的兵力，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支柱。解放战争时期，这支英雄部队的传人，又为配合南下大军解放广东再立新功。

珠江纵队何以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屡建奇功？原纵队政委梁嘉曾说：“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有党的坚强领导，又有各级党组织的周密部署和具体指导。”

听从党的召唤，服从党的指挥。人民军队的漫长征途上，嘹亮军号引出无数响亮回答。

在安徽阜阳千里跃进大别山纪念馆里，一份紧急电报静静陈列：“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邓小平同志后来回忆，接到这封电报时，部队已极度疲劳、伤亡较大，亟须休整。然而，“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

号令意识，总是一脉相承、听令景从。3年之后，当初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命令的邓小平，见到了一名坚决执行他的命令的部下——

1950年初，党中央决定提前进军西藏。时任18军军长张国华原本带领部队接管富庶的川南，却在上任途中接到命令，要他赶赴重庆受领最新任务。

见到张国华，邓小平第一句话便开门见山：“今天谈话凭党性。”张国华答：“一切听从党安排。”邓小平说：“你指挥部队去西藏。”张国华答：“坚决完成任务！”

一场堪称世界上最艰难的行军，就产生于这最简短的号令。为了完成这个号令，18军先后有3000多名官兵长眠在雪山冻土中。随张国华进藏的年仅3岁的女儿，也病逝于进军途中。

“什么是‘不讲条件’？就是党指向哪里，就打到哪里；什么是‘坚决落实’？就是哪怕付出生命，也要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解读革命前辈的故事，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郑愉感慨地说，“军号声里有忠诚。一声号令，大军开拔，百折不回；一声令下，不讲条件，坚决落实。”

自觉的意识，往往在取舍间愈发鲜明。中山日报社原记者萧亮忠的父亲萧子云，是一名珠江纵队的老兵。当年转业前夜，突然接到“暂缓报到”的通知，他二话没说，连夜卸下已装车的家具；后来，他又谢绝老战友关照，执意让儿子萧亮忠进工厂当锻工。

“反观自省，今天个别党员干部执行命令为何会犹豫迟疑、打折扣？究其根源，还是思想深处号令意识有所弱化。”中山军分区一名领导说，深入开展政治整训，就是要让号令意识牢固立起、根植心间，党让做的坚决去做，党不让做的坚决不做。这是境界，更是党性，是人民军队融入血脉的政治自觉！

“军号声里有纪律”

“十月的炮火连天响，敌人三路来进攻。民族的健儿上战场，血战西海保家乡……”

在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西海村，《西海颂》的旋律传唱至今，仍在诉说着“西海大捷”的传奇。

1941年，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广州市区抗日游击第二支队没有退缩，坚决落实上级作战要求，以“迟滞消耗敌人、集中歼敌一路、全面反击”的三步战略精准部署，以200余人毙伤伪军300余人，仅伤亡各1人。

“胜利源于战术得当，更源于执行纪律坚决。”走进西海抗日烈士陵园，青松翠柏间，馆长梁卓华道出胜利密码，这支部队完全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建军原则改造，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准则，纪律性与凝聚力极强。

什么叫做纪律性与凝聚力极强？也许，号手最明白号令的含义。

八路军太行纪念馆里，静静地摆放着一支伤痕累累的军号。它是一位八路军司号员严格遵守命令，孤身一人7天7夜阻击敌人后留下的遗物。

1941年11月，日寇纠集重兵企图摧毁位于黄崖洞的兵工厂。战斗人员不断伤亡，最后只剩司号员崔振芳一人把守进入黄崖洞的唯一通道。整整7天7夜，崔振芳坚守在陡崖上，投出100多颗手榴弹，炸死炸伤数十名敌人。

最后，当增援部队到来时，崔振芳努力站起来，吹响了冲锋号。就在这时，他却被炮弹炸起的石块击中了喉咙，牺牲时年仅17岁。

在宁化县革命纪念馆内，珍藏着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它为我军后来的号谱，奠定了“基准音”。在我军不计其数的战斗中，“一切行动听指挥”就是不变的主旋律。

抗美援朝期间，党中央一声令下，第九兵团从温暖的南国急赴冰封的朝鲜。长津湖战役中，第20军59师177团6连125名官兵奉命在零下40摄氏度的极寒中坚守阵地，全员壮烈牺牲，化作“冰雕连”。战士宋阿毛的绝笔诗震撼人心：“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军号声里有纪律。当年在朝鲜战场上，我军自觉执行战场纪律的表率有‘冰雕连’、有邱少云，冰雪和烈火都不能让战士们放弃阵地。今天，如果我们落实上级指示推诿扯皮、打折扣搞变通，不令人汗颜吗？”佛山市党史专家张群说，历史警示当下，一些人对上级指示被动执行、虚假执行、机械执行、选择执行，或是只表态不落实，其本质是不讲政治纪律。

严守纪律，就要防微杜渐。当年，顾顺章不遵守党的白区工作纪律，生活作风不检点，听不进组织和他人的批评意见，陈赓就预言：只要我们不死，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的那一天。事实证明了陈赓的判断。

“今天深入开展政治整训，必须将纪律规矩摆在突出位置。”“黄土岭功臣炮连”所在旅领导说，组织如铁，纪律如磁，有组织无纪律，就会像磁铁消磁一样，失去凝聚力，丧失战斗力。

拾级而上，站在西海抗日战争烈士纪念碑前，毛泽东同志的告诫言犹在耳：“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

“军号声里有担当”

清风拂面，佛山市顺德区顺峰山公园游人如织。山顶旧寨塔上的弹孔清晰可见，仍在诉说着昔日的热血往事——

1945年2月19日，面对日伪军千余人疯狂进攻，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珠江纵队第二支队一个五人小组，奉命坚守旧寨塔，阻击日伪军。

面对强敌，5名战士将石头搬上塔顶，收起竹梯，居高临下，以子弹和石块击退敌军数次猛攻。敌人劝降不成，放火焚塔，战士们在火海中坚守至午夜，最终安全归队，成就了“旧寨塔五勇士”的壮举。

“从接令那一刻，他们就做好了用生命完成任务的准备。”中山市党史宣讲员黄跃进说。

黄跃进，也是珠江纵队老兵的后代。他的父亲黄旭，曾担任珠江纵队第一支队情报站站长，抗战胜利后奉命留守，带着32名武工队员继续斗争。

为落实上级“发展壮大武装力量”的指令，黄旭将队伍拆分为5个小组，3年间将33人的队伍扩编为千余人的独立团。此后数十年，黄旭辗转7省、历经10余个岗位。

“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声令下就出发！”这种强大的执行力，在我军历史上熠熠生辉。

“祖国要我守边卡，边防线上把根扎，雪山顶上也要发芽……”歌词平白如话、朴实无华，当年一首《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诞生于冰峰哨卡，响彻座座军营，飞越大江南北，成为一代中国军人的精神号角。

上世纪百万大裁军中，一声令下，31个军级单位、4054个师团级单位的官兵告别了军旗。新一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今天的中国军人亲眼见证——

一声令下，几十支在革命战争年代战功赫赫的部队高举光荣的战旗，改变番号，移防部署，开赴新驻地。

一声令下，全军团以上建制单位机关减少1000多个，非战斗机构现役员额压减近一半，军官数量减少30%。

一声令下，从关中平原到西北大漠，从天府之国到雪域高原，从江南水乡到岭南山区，多少热血军人离开繁华都市来到边陲小城，告别父母妻儿走向陌生远方……

2015年冬，陆军原第27集团军从驻守46年的石家庄营区越过太行山麓，成为全军首个因改革而调整部署的军级单位。

当时，有人刚买房，有人正筹备婚礼，但“使命高于一切，没有任何借口”。那些毅然决然的身影，恰如滹沱河畔那座军人雕像——闻令而动，跃马扬鞭！

“没有借口”四个字，体现党性，折射觉悟，彰显担当。黄跃进说：“真正的共产党员，接受任务坚决，执行任务利落，完成任务出色，面对困难敢亮剑，克服困难能攻坚，战胜困难勇担当。”

“军号声里有担当。执行力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政治整训，本质上是一次思想上的行军，要求我们在号令中整队看齐。”在政治整训辨析发言中，南部战区陆军某部一位领导想起当年流传在南疆前线的一首歌，歌中唱道“军号已吹响，钢枪已擦亮，行装已背好，部队要出发……”

军号声声，响彻征程。采访结束时，记者打开“中国军号”客户端，再次面对《红星照耀中国》的那张封面照片，想起著名作家刘白羽生前的一段回忆——

“当年就是这把军号，就是这幅照片和书中的故事，让我最后下定决心从敌后奔向延安……号角吹响了，祖国呼唤了！”

（采访得到郑继林、林坪、李光辉、罗建明、李玉磊、卢升年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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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

从2019年8月1日起，我军施行新的司号制度。

军号，是军队的标识、军营的象征、军人的语言。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历史上创造一次次战争奇迹，既靠党的坚强领导，也靠官兵坚决执行。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明确检验军队是否坚持党的领导，主要是看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是否坚决有力、严肃认真。深入推进政治整训，要求我们必须增强组织意识、号令意识、服从意识，用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锤炼铁的作风、锻造铁的队伍，确保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向前进。

“听吧，新征程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真正的军人，不是看你的名字是否还在编制序列中，而是看你的灵魂是否听从军号的召唤。

记者探寻英雄王杰成长轨迹，感悟革命军人一脉相承、代代相传的光荣传统——

寻找“英雄背后的英雄”

■解放军报记者 黄昆仑 危乔巧

金秋时节，记者走进陆军某旅王杰事迹陈列馆。

60年前的7月14日，为了保护参加训练的民兵和人武干部，23岁的王杰张开双臂、扑向即将爆炸的炸药包，光荣牺牲。

60年来，以“三不伸手”“两个不怕”“人生三问”为内核的王杰精神，感动和教育了无数人。

2017年12月13日，习主席看望王杰生前所在连官兵时感慨地说：“我小时候就知道王杰的故事，王杰是我心目中的英雄！”2019年春节前夕，习主席给“王杰班”全体战士回信，勉励他们“弘扬王杰精神，努力拼搏奋斗”。

树有根，水有源。记者一路探寻王杰成长之路，感悟英雄真挚心声，找到了许多“英雄背后的英雄”，发现了大树的根脉、长河的源头。

“三不伸手”的楷模，是一名志愿军英雄坦克车长——

明镜高悬，照人肝胆

“在荣誉上不伸手，在待遇上不伸手，在物质上不伸手。”

这句话，写在王杰的日记中，是王杰精神著名的闪光点。

习主席在参观王杰生前所在连荣誉室时，深有感触地说，这“三不伸手”是一面镜子，共产党员都要好好照照这面镜子。

明镜高悬，照人肝胆。那么，王杰又是以谁为“镜”？

追根溯源，记者的思绪回到1953年那个夏夜，朝鲜半岛的铁源地区。

一场大雨过后，在夜幕掩护下，志愿军一辆坦克穿过一片开阔泥泞地，却不幸落入弹坑，动弹不得。此处距敌阵地前沿仅千余米，且不易隐蔽，情况万分危急。

弃车求生还是坐以待毙？当天，车长杨阿如和战友们已经打掉3辆美军坦克，弃车撤离完全情有可原，也算胜仗。但是，他们最终决定原地伪装，与敌周旋，并机智地再次打掉敌人两辆坦克。

这，就是创造了我军坦克单车作战传奇的“215号人民英雄坦克”！

故事讲到这里，高潮还没有到来。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高光时刻往往在走下战场之后——

1958年3月，荣立两次一等功、荣获“二级人民英雄”荣誉称号的杨阿如，自愿复员回家乡务农。不久，就是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杨阿如战功卓著却深藏功名，坚决不向国家伸手要待遇、要救济。直到4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坦克手》上映，人们才知道他的英雄事迹。

1960年，就在杨阿如复员两年后，稚嫩青涩的王杰刚刚踏入部队。

巧合的是，王杰入伍时的新兵连所在班，正是当年将“215号人民英雄坦克”从弹坑里救上来的那个工兵班。

“王杰没有见过杨阿如本人，但在新兵连的那段时光里，他肯定听说过杨阿如和215号坦克的故事。”“王杰班”第32任班长黄龙告诉记者，“从此，他知道了自己的路应该怎样走。”

走好自己的路，要靠自己的脚。王杰事迹陈列馆一角的展柜里，静置着两双解放鞋——一双浅口，一双深口。

“坑道施工时，深口鞋能更好地保护脚踝，减少碎石剐碰。”黄龙向记者介绍，作为经验丰富的老兵，王杰原本可以领用那双更适合作业的深口鞋，但他毫不犹豫地将深口鞋让给了新兵。

“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展柜中的日记里，王杰这样写道。

“如今，旅里每年新干部任职，第一课就是走进陈列馆，学习老班长‘三不伸手’精神。”黄龙介绍，这堂必修课坚持了几十年，“三不伸手”这面镜子提醒每一名官兵，无论职位高低、功勋大小——肩上扛的只有责任义务，没有特殊权利。

黄龙回忆说，有一年他参加比武集训，虽然成绩优异，却因编制限制被分到替补组。领导得知他来自“王杰班”，主动提出可作调整，却被他婉拒：“荣誉不是特权，正因为来自‘王杰班’，更不能搞特殊。”

驻守在昔日的淮海战场，官兵忘不了刘伯承元帅——

“说到底，战斗员、司令员，都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20世纪30年代，刘伯承从苏联学成归来，主持条令翻译。痛恨旧军队等级森严的他，在新译词后加了一个“员”字：“司令”变成“司令员”，“护兵”改为“警卫员”，“伙夫”称作“炊事员”……

官兵们感慨地说，这一个个“员”，从我军建立之初，就从称谓上定下基调：人民军队的成员没有身份高低，只有分工不同；没有特殊待遇，只有责任担当。

“两个不怕”，王杰名言的源头远在青藏高原、世界屋脊——

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组织官兵参观王杰事迹陈列馆。万智奇摄

在王杰事迹陈列馆日记展厅，3面日记墙上刻录了50篇节选的日记原文。

1965年5月1日，王杰在日记本中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两个月后，他用生命践行了这句铮铮誓言。

习主席在看望王杰同志生前所在连官兵时，动情地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血性胆魄的生动写照，要成为革命军人的座右铭。”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记者考证发现，我军这句著名口号的源头，远在青藏高原、世界屋脊——

上世纪50年代初，历尽艰险由四川徒步进藏的第18军某部，开始了川藏线筑路的艰苦征程。在皮康崖险段的施工中，二连官兵率先叫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攀上几十米高的陡壁打眼放炮，突破天险。

1962年10月，青藏高原，边境自卫反击作战打响，某部二连六班向敌军地堡发起进攻，敌军弹如泼雨，班长阳廷安喊道：“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跟我来，打进去！”战士们前赴后继，连续夺下敌军多座地堡，阳廷安壮烈牺牲。

次年，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进京汇报战况，谈及此战。毛泽东同志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说着，他用手指了指张国华，“这是你的发明权。”张国华连连摆手：“不是我，发明权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逸兴遄飞，思接千古：“过去岳飞说，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又说，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今天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文官也要不怕死，武官也要不爱钱！如果雄鹰的翅膀系上黄金，就再不能飞翔。

从青藏高原到淮海大地，恰似祖国大地山连山、水连水，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无论在哪里发源，都能滋润每座军营。

今天，“王杰班”所在连队的走廊里，有一面与王杰半身铜像遥遥相对的“作风镜”。“作风镜”不远处就是连队“阳光公示栏”，涉及官兵切身利益的晋职晋级、评功评奖、经费使用、物资采购等事项都在这里公示。

一张兑换清单截图，引起记者注意。一名采购员完成体能训练器材采购后，把电商平台赠送的“抵现积分”全部兑换成篮球、羽毛球拍等公用品，清单截图工整贴出。“将隐藏的抵现积分公开，接受大家监督，就是要防止‘暗箱操作’滋生以权谋私现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王杰班”所在连指导员孙佳祥说。

从“王杰班”来到该旅“三不伸手”党性修养体验馆，记者发现出口处也立有一面镜子，对面的墙上，悬挂着“省思”二字，张贴着军队规章制度和廉政法规。

“不在公务用餐、车辆使用等日常环节模糊公私界限”“行军就餐，和战士同吃自热食品，不搞特殊化”“不因官职高超标准分配住房、优先安排家属”……翻开该旅党员领导干部的“三不伸手”承诺书，条款越列越细、越写越实。

“就像我们党制定的中央八项规定，条条指向具体问题。”王杰纪念馆馆长李文静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细微处落地，在日常中坚持，才能避免小管涌沦为大塌方。”

“人生三问”，引发“王杰班”的一次寻根之旅——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在日记本里，记者看到王杰当年这样写道——

“什么是理想？革命到底就是理想。什么是前途？革命事业就是前途。什么是幸福？为人民服务就是幸福。”

穿越时空，抚今追昔，烈士的3个自问自答，发出黄钟大吕般的震撼轰鸣。

面对英雄的“人生三问”，记者感慨万千：一名如此年轻的战士，何以能有这样深刻的思想、通透的认识、崇高的觉悟？

其实，这个问号，也挂在王杰的传人心中。

今年7月14日，是王杰牺牲60周年纪念日。黄龙带领全班战友一起走进连队荣誉室。画像上，老班长眼神坚毅，默默注视着他们。

黄龙读过很多遍《王杰日记》，也常向战友讲述王杰的英雄事迹。他说，日子久了，大家心里也有问号——爆炸发生前，王杰不也是普通一兵吗？那惊天动地的壮举，那毫不畏惧的英雄气，究竟从何而来？

围绕老班长的“人生三问”，黄龙和战友们参加了旅里组织的“红色寻根行”活动。

——“你们可能想不到，王杰的榜样曾经是老愚公！”他们来到王杰生前战友徐汝明家中拜访，徐老告诉他们，王杰入伍前读过9年书，梦想是当一名坦克兵。新兵集训结束后，却被分到工兵班，整天抡大锤，难免有些失落。时任连队指导员冯安国送给王杰一本毛泽东同志写的《愚公移山》，王杰认真研读思考，很快端正了思想，焕发了干劲。

“抡大锤太用力，手都肿了，吃饭只能哆哆嗦嗦地用勺子，就这样，他还要坚持……”徐老说，在同期入伍的战友中，王杰第一个加入共青团，还被评为“五好战士”，荣立个人三等功，熟练掌握了工兵专业五大技术。

——“王杰的榜样，曾经是一名与他同龄的抗日烈士。”在王杰的故乡山东省金乡县王杰村，该县政德教育中心讲师李可阳说，王杰村原名华堌村，王杰就读过的县一中，前身是湖西抗日中学，有深厚的红色底蕴。当时，学校组织迁葬抗日烈士遗骸，16岁的王杰，曾亲手捧起牺牲时同样16岁的烈士刘思代的遗骨……

——“王杰的榜样，曾经是雷锋。”在王杰生前战友冯明臣家里，冯老说，王杰和雷锋年龄相仿、经历相近、学历相当，王杰特别懂雷锋、敬雷锋，平时学雷锋。在日记里，王杰33次提到雷锋。担任班长时，王杰率先在班里成立了学雷锋小组。“雷锋牺牲在王杰牺牲3年前，是离王杰最近的一名楷模。”

寻找“英雄背后的英雄”，记者的寻访之旅，与黄龙和战友们的足迹重合，思绪也融合在一起。

“英雄自觉学英雄，英雄部队出英雄，这就是我们这支军队英雄辈出的奥秘。”一路寻根，黄龙告诉记者，正像习主席指出的那样：“王杰精神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永远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学习践行王杰精神，让王杰精神绽放新的时代光芒。”

从徐州向邳州，运河蜿蜒，水脉纵横。一路上，王杰小学、王杰广场、王杰派出所……王杰的名字举目皆是。

“王杰的枪，我们扛；王杰的歌，我们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为革命，永远跟着党……”记者走进江苏省徐州市王杰中学时，操场上传来学生们嘹亮的歌声。

王杰牺牲地纪念亭旁，水杉参天，无声静立，那是当年乡亲们为纪念烈士种下的。不远处，运河潺潺流淌。

“这些年，古运河的水也在变清！”听着当地群众的话，记者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深情的隐喻——

“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采访得到宋世杰、余睿喆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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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源头清澈 长河澄碧

一路寻访，记者犹如在一条无比壮阔的长河溯流而上。英雄自觉学英雄，英雄部队出英雄，我们这支伟大的人民军队，就是这样英雄辈出、代代相传，前浪澎湃、后浪奔涌。

这条长河，之所以千里澄碧，有它清澈的源头，也有一路上纯净的山溪不断汇入。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我们每一名后来者，都有责任做这样的山溪，自觉保持纯洁干净，远离污浊沾染，用我们像前辈一样的纯粹，推动这条长河永远保持本色、奔流不息。

记者踏访抗战红色场馆，感悟我军政治工作服务打仗的优良传统——

让“生命线”焕发蓬勃生机

■解放军报记者 钱晓虎 郭丰宽

“平型关大战突击连”正在进行战术训练。戴胜丰摄

金秋的华北大地，层林尽染。

走进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一份1937年9月29日的《新中华报》，一版头条格外醒目：《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开始第一个大胜利》。

一个巨大的问号，悬挂在太行山上：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接连失利，装备落后、补给匮乏的八路军为何能出师首战即告捷，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答案，就藏在贯穿我军抗战历史的政治工作里——设立军政委员会统揽全局，恢复政委编制筑牢组织根基，到田间地头动员军民保家卫国，战壕里宣讲“打胜仗、救中国”……

1944年，毛泽东同志在修改《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写下一段重要论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如今，踏访座座抗战红色场馆，我们更能看清：那些在血与火中沉淀的我军政治工作服务打仗的优良传统，正是这条“生命线”的蓬勃生机所在。

从“豆腐也要当铁打”，到“弯弓射日到江南”——

“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了前线的胜利”

乔沟，平型关大战主战场，红叶映着残垣。

“就是在这里，八路军靠着‘豆腐也要当铁打’的信念，打垮了日军精锐。”平型关大捷纪念馆文史研究部主任毛春桃说。

“‘豆腐也要当铁打’，说的是我们八路军自知装备、保障条件远不如日军。在这种情况下作战，取胜难度很大，既要集中优势兵力作战，更要有打败敌人的钢铁意志。”毛春桃介绍，大战前，有的官兵受国民党军队接连战败的影响，信心不足。八路军各团政训处主任立即率领各级政治干部下沉一线，激励士气。

有个指导员叫杨俊生，战斗中左臂被刺刀刺穿、鲜血直流，但仍死死抱住一名日军军官。战斗结束，他所在连队被授予“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称号。

“还有什么比保家卫国的事情，更能让一群热血青年为之奉献一切？”战后杨俊生回忆，看到敌人就想起战前动员时团长讲的“赶跑侵略者，为父老乡亲报仇”这句话，不把“豆腐当铁打”都不行！

为谁当兵？为谁打仗？为谁流血？为谁牺牲？这就是战火中的政治工作者首先要告诉战士的问题。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为什么缺衣少粮的八路军却始终没有像国民党军队那样拉夫征粮、盘剥百姓，铁打的军纪丝毫没有松懈？”寻访昔日战场，这个问号其实早有答案——

早在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就专门点明：单纯军事观点的一个来源是“政治水平低”。他说，红军和白军根本不同，就在于红军把党的政治工作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这是陈毅元帅的诗句。当太行山上烽火燃烧的时候，远在江淮的新四军里，也活跃着政治工作者的身影。

1939年1月18日凌晨，新四军二支队三团在粟裕带领下，冒雨迂回行进25公里，对安徽芜湖官陡门的日伪军据点实施远程奔袭作战。雨夜中，文艺战士、宣传队员一边踏着泥泞行军，一边鼓动战士们奋勇前进。21日凌晨4时，部队发起进攻，全程仅20分钟，就大获全胜。

我军的高昂士气和强大向心力、凝聚力来自哪里？美国军官卡尔逊在访问山西八路军驻地时认为，“政治工作是八路军军事行动获胜的最重要因素”。

同时，敌人也看到了这支中国军队的不同寻常。日本战史记载，1940年日军的肃正工作强调“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由此可见，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重视与忌惮。记者查阅资料发现，1941年3月，日军至少有75.4%的兵力用来与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我党领导的革命抗日武装力量，仅全面抗战期间，就歼灭日伪军171.4万余人。

“重回乔沟，寻访老家。”今年夏天，陆军某旅“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在政治整训中，派出官兵代表来到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寻根。

与此同时，千里之外的大阅兵训练场上，连队的战旗正飘扬在受阅部队的战旗方阵中。

“一切政治工作，都是为了前线的胜利。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工作在血与火的淬炼中积淀形成了‘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优良传统。”连队第47任指导员栗新朝告诉记者，和平时期，政治工作容易出现游离中心、脱离实际、远离战场的现象。这面火红的战旗永远启示我们，我军政治工作因战而生、因战而兴，强军新征程上，一定要发挥“生命线”这个根本优势。

从“留田突围无声的战斗”，到“两个行家里手”——

“上马能杀敌、下马能做思想工作”

沂蒙山的秋天，飞瀑流泉，松柏苍翠。

在这里，记者听到一首当年流传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歌谣：“展开游击战争，打到敌人后方，拆桥破路，攻城夺粮……”

这首歌谣，形象描述了抗战期间115师政委罗荣桓指挥的“留田突围”战术特点。

“1941年11月初，日军对沂蒙山区留田村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罗荣桓以独创的‘翻边战术’，率领3000多人跳出30000多敌人的包围圈，一举粉碎日军的‘清乡’‘蚕食’行动。”沂蒙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刘国栋介绍说，“留田突围”展现了罗荣桓作为一名政治干部出色的军事才能。

随军记者、德国人汉斯·希伯也在当年的突围队伍中。后来，他在《无声的战斗》一文中写道：“这次突围，未费一枪一弹，未损一兵一卒，便安全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八路军罗荣桓政委指挥的这场无声的战斗，必将成为抗战史上的典型范例，名扬天下……”

“上马能杀敌、下马能做思想工作。”这是战争年代我军政治干部的共同特点。

1933年，萧华担任“少共国际师”政委，带领部队反“围剿”。1938年，萧华任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带领部队反“扫荡”。毛泽东曾风趣地对萧华说：“你一时司令，一时政委，一时山东，一时东北，出息好大呦！”

这句赞扬萧华的话，在毛泽东心中沉淀成一条规律。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向外宾介绍中国革命战争胜利经验时说：“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提前送水到阵地。”平型关大捷纪念馆，一张115师作战地图上写着这样7个字。“这是聂荣臻同志的笔迹，当时他是副师长，同时负责政治工作。”讲解员介绍，平型关大战从清晨持续到下午，聂荣臻因为懂作战，才能想到水在战斗中的重要性，他提出的一系列建议为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

“抗战中，我军政治干部贡献的不仅仅是智慧和才华，还有鲜血和生命。”讲解员的话将记者的思绪再次引向江南烽火——

1939年3月7日，新四军第一支队二团22岁的政治处主任萧国生，亲率一个连掩护主力突围，光荣牺牲。时任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在《追悼模范政工人员萧国生》一文中指出：“萧国生不愧为抗战中政工人员的模范。”

“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政治工作与军事行动始终深度融合，军政分工不分家。”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刘轶告诉记者，“新修订的《军队政治工作条例》，对政治干部实施组织指挥、提高军事素质、成为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两个行家里手’提出明确要求。”

“习主席强调指出，政治干部要努力学军事、学指挥、学科技，全面提高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政治工作要成为行家里手，军事工作也要成为行家里手，这样才能把政治工作做好。”刘轶说，今天，我们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强调政治工作不要偏离中心，就是恢复和弘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使政治工作的准星聚焦战斗力靶心，永葆政治工作“为战生威”的强大优势。

从“战地识字牌”到“战地政工APP”——

“越聚焦中心研究打仗，政治工作的招法越多”

前不久，某部官兵到八路军太行纪念馆参观。官兵的平板电脑上，有一个“战地政工APP”。一名班长向记者介绍：“‘战地政工APP’可以在线学习、交流思想。”

看着官兵手里的平板电脑，记者不禁想起八路军战士使用的“战地识字牌”。

“当时，官兵天天行军打仗，学习时间少，加上大多数人没接受过教育，政治干部讲的很多道理，他们听不明白。”八路军太行纪念馆讲解员连小敏介绍说，针对这种情况，政治干部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行军时让每个战士背一块“识字牌”，上面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万众一心灭日寇”等字样。后面的战友一边走路，一边学习，“既扫了盲，又宣传了思想”。

从“战地识字牌”到“战地政工APP”，两块“板”跨越时空，但政治工作“向战而行”的初心没有变。连小敏感慨地说，我军的政治工作从不“死板僵化”，总是充满新意——

“政治工作跟着游击战走”。沂蒙山区，面对日军“清乡”“蚕食”行动，罗荣桓组织“武装宣传队”深入敌占区，用群众听得懂的方言快板宣传抗日，动员了20万群众参军。为瓦解争取伪军，采用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和“唤子索夫”运动，开展“身在曹营心在汉”宣传，仅在1943年就瓦解伪军7000余人。

“囚笼锁不住捷报”。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政治部为粉碎日军“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创新推出“战地快报”，通过前线记者实时传回的战报，在阵地上办起“流动宣传栏”，将一线战况实时告诉全体官兵，极大提振了士气。

“保证每一颗子弹都瞄准敌人”。时任八路军第120师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回忆，八路军创新总结出“运动战中的政治动员”“游击战中的群众工作”“攻坚战中的党员突击队”等差异化方法。面对文化水平低的战士，他们把战术要领编进山歌，让战士们耳熟能详，一听就懂。

“老前辈的做法告诉我们，越聚焦中心研究打仗，政治工作的招法越多。”记者来到“平型关大战突击连”采访，栗新朝带领记者体验连队开发的“平型关精神VR体验系统”：戴上眼镜，就能“穿越”到1937年的乔沟战场，感受当年战士们“猛打猛攻”的英勇作战场景。

“新兵上课，先体验VR，比课堂讲授更有感染力。”栗新朝介绍说，为保证政治工作跟着任务走、贴着实战做，连队还开发了“打赢微课堂”小程序，战士们可利用训练间隙学习战术技巧、交流心得，深受大家欢迎。

前不久，第73集团军某旅“强军精武红四连”官兵来到信阳市商城县伏山乡七里山村，开展“红色寻根”活动。这里，是八路军第129师769团三营营长赵崇德烈士的故乡。

这个连的前身，就是英名赫赫的“夜袭阳明堡战斗模范连”。连队干部党伟滔告诉记者，这些年，营区训练时，他们把教育课堂设在荣誉室内，引导官兵重温先辈战斗故事；奔赴演训场前，他们隆重举行誓师动员仪式，开展挑应战、表决心等活动；演训任务间隙，他们组织训法辩论赛、强军故事会……连队出色完成一次次大项任务。

党伟滔说：“老营长一直没有离开我们，‘攻必克、战必胜，不畏难、不畏险’的战斗精神，在连队代代传承！”

（采访得到苗鹏、王立军、李建国、梁鑫、刘泽宏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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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为战而生 向战而行

枪炮声在哪里响起，政治工作就要到哪里去。翻开我军战史，政治工作者的脚步始终向着战火硝烟奔跑，“为战而生、向战而行”的初心在每一场胜仗中熠熠生辉。

前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创造的优良传统启示我们，政治工作决不能陷入“自我循环”怪圈，绝不能脱离备战打仗的中心任务搞“自我设计”，决不能远离官兵火热的战斗生活做“表面文章”。必须切实把政治工作贯穿战斗力建设各个环节，融入军事斗争准备全过程，进一步提升政治工作服务备战打赢效能。只有这样，我军的“生命线”才能真正焕发生命力，政治工作的威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

记者踏访纪念场馆和座座军营，感悟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让“锐利武器”永不锈蚀

■解放军报记者 李建文 熊思琦

武警陕西总队延安支队组织党员到宝塔山开展专题党日活动（资料照片）。杜威龙摄

金秋时节，记者来到延安杨家岭，走进中央大礼堂旧址。

中西合璧，古朴厚重。这座建筑，是为党的七大召开专门修建的。然而当年，就在这个焕然一新的大礼堂里，面对笑逐颜开的代表们，毛泽东同志却说了这样一段话——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住上新房子，不忘“扫房子”；具有新面貌，不忘“常洗脸”。就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同志强调，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延安整风中，他将批评和自我批评确立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

进入新时代，习主席深刻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锐利武器，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

“唯一有效的方法”“党的三大作风之一”“锐利武器”……这些关键词告诉我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丢，必须始终保持这个有效武器的锐利锋芒。

敢拿自己“开刀”，敢向别人“开炮”——

对事业对同志负责，批评就要较真碰硬

革命圣地延安，一排排窑洞像一双双深邃的眼睛，凝视着今天的我们。

拾级而上，记者来到杨家岭一个不大的院落。延安党史专家谷少杰介绍，1940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接见从前线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同志，批评一些同志不习惯住窑洞，强调“这是要不得的”。

就是在杨家岭，我们党拉开了延安整风运动的序幕。毛泽东同志指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

在战场上经历真枪实弹的洗礼，还要在思想上接受真刀真枪的淬炼。翻阅一份份史料，记者能强烈感受到当年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火药味”。

杨植霖是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创始人之一。一次会议上，有的同志批评他有“单纯军事观点”，杨植霖开始并不接受。那名同志接下来的质问毫不留情：“你只闹了那几杆枪，为什么不发展党员？不发动群众……”

杨植霖后来回忆，“我当时几乎哭出来了，好几天闷闷不乐。后来通过学习，越来越觉得人家说到我的病根儿上，觉得这是同志之间诚心诚意地帮助，一生也感激不尽”。

勇于向别人“开炮”，也要敢于拿自己“开刀”。谷少杰说，只要我们抱着对党和人民军队事业负责、对同志及自身成长进步负责的态度，就能做到批评别人一针见血、批评自己不遮不掩。

我党早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李立三，因路线问题离开重要领导岗位后，化名“李敏然”。一天，他被请去作报告，详细讲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快要结束时，他大声问台下的官兵：“你们认识李立三吗？”许多人回答“不认识”。李立三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本人就是李立三！”

刹那间，会场鸦雀无声，片刻之后，全场掌声雷动。

“这种勇于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的精神，就是党性纯洁的表现。”胡乔木在回忆录中写道，“有了这样的精神，我们党就一定能够领导革命取得胜利。”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2024年6月，习主席带领军委一班人和各部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来到延安，召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部署深化新时代政治整训，强调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把自己摆进来，拿出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以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深刻反思，认真整改，解决好思想根子问题，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这是习主席在教导我们如何加强革命性锻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穿行多个革命旧址，记者遇到不少前来寻根的军队领导干部，谈及于此，他们道出自己的见解：一团和气要不得，较真碰硬显担当。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发挥应有作用。

在陆军某部机关，李处长撰写对照检查材料的经历，成为官兵不断进行思想淬炼的范例。

他先后五易其稿，从最初梳理工作情况，到逐步触及思想症结，再到聚焦“打仗思想树得不牢”“政绩观出现偏差”等根子问题，并提出整改措施，每一遍修改都是对初心使命的自我叩问，每一次反思都是对正确履职的认识深化。

“什么是抛开面子、揭短亮丑的勇气？什么是深挖根源、触动灵魂的态度？”该部领导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有这种自觉、这种力度。

如何对待批评，既考验胸襟更反映作风——

批评难，领导带头就不难

延安革命纪念馆，“批评和自我批评”展区玻璃柜里，一篇篇当年高级领导干部的自传文章引人注目。

“这不是革命前辈个人扬名立万的‘功劳簿’，而是深刻审视剖析自身的‘反省书’。”讲解员吴贞萱介绍，延安整风期间，每一名高级领导干部都通过撰写自传的方式开展自我批评，向组织坦诚、彻底地交待自己的全部历史，对个人思想进行全面深刻的检讨。

翻开王若飞同志的自传，那份坦诚和彻底让人动容。谈到自己1931年在内蒙古工作时被捕一事，他这样写道：“我尽管在狱中坚贞不屈，但存在着‘路线错误’和‘警惕性不高’的问题，给党造成了损失……”吴贞萱告诉记者，毛泽东同志审阅后，称王若飞为“共产党人的楷模”，并建议将这篇自传作为样板，供其他高级领导干部学习。

刀口向内，映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炽热炉火。

王震同志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带领官兵开垦出“陕北的好江南”。延安整风中，他没有摆成绩，而是积极反思过往的战斗和工作，直言自己“习惯用简单直接甚至严厉的方式处理问题，存在作风粗暴的情况”，并写下对照检查材料，请同志们监督整改。

批评难，领导带头就不难。看到这里，记者不由心生感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的中高级将领，无论战功多么显赫，都把自己当成普通党员，带头揭短亮丑，为全党全军立起了鲜明导向。

延安整风开始时，有人认为，中央领导同志皆是有修养的老革命，绝非被批评对象，唯有缺乏实际经验的年轻人，才是接受批评的主体。还有的同志对批评领导同志顾虑重重，怕批评重了影响领导同志的威信。

对此，刘少奇同志提出：“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他认为，单纯的号召往往流于空洞，党内要有自由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批评。

李维汉同志是革命元老，也是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不少同志对他犯过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他始终虚心接受，自我检讨一次比一次深刻。

“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于是又合作，相谅心气平。”这是陈毅元帅的诗作，其背后隐藏着一段往事：

1940年，有人向陈毅反映某干部贪污，直接批评他用人失察。因其言辞过激，陈毅忍不住当场发了火。事后，陈毅意识到不妥，第二天一早就登门道歉，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并严肃处理了贪污事件。

如何对待批评，既考验胸襟，更反映作风。正如习主席深刻指出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不仅对下级要敢用，对同级特别是对上级也要敢用。不能职务越高就越说不得、碰不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多用、常用、用够用好，使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一种责任。”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克敌制胜的法宝——

越批评越团结，越团结越有战斗力

中国抗战，北有太行硝烟，南有云岭烽火。

走进盐城市新四军纪念馆，一组合影吸引了记者目光：陈毅身着军装神情淡定，粟裕昂首肃立目光坚毅。

“当年在皖南云岭，一直流传着‘陈不离粟，粟不离陈’的团结佳话。”讲解员告诉记者，两人的革命情谊，不仅是在枪林弹雨中凝结的，更是在彼此批评中铸就的。

1940年，营溪战斗中，因不想放弃军事物资，粟裕改变作战计划，导致敌军主力逃脱。陈毅为此大发雷霆，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经过开诚布公的讨论沟通，粟裕诚恳接受了陈毅的批评，为后续黄桥战役的正确决策和胜利奠定了基础。

这让记者想起毛泽东同志曾说过的一句话：“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

白山黑水，茫茫林海。1938年寒冬，与敌人作战的东北抗联第三军官兵靠树皮、雪水充饥。生死关头，军长赵尚志主持召开了一场特殊的“批评会”。

起因是两名侦察战士，因过度饥饿私自挖了老乡埋在雪地里的半袋土豆。赵尚志没有简单斥责，而是捧着一碗雪水坐在地上，先作了自我批评：“是我这个军长没带好路，让同志们饿肚子、犯错误，责任首先在我。”

听罢，犯错的战士红着眼检讨：“我们忘了抗联的规矩，忘了老乡的恩情，要是老乡发现土豆没了，开春可怎么活？”

事后，两名战士在老乡藏土豆的地方，留下一张写着“欠老乡半袋土豆，抗战胜利后必还”的字条，并附上仅有的两枚铜板。

“为什么我们饿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抗联老战士李敏回忆，那时候异常艰苦，最怕的是人心散了。批评是让大家知道为谁扛枪、为谁打仗，这样即使天再冷、肚子再饿，也能扛过去。

越批评越团结，越团结越有战斗力。这一真谛，无论在过去的革命岁月，还是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都有生动而深刻的印证。

在武警广东总队某部执勤一中队荣誉室，记者看到一封珍藏的“批评意见书”。

上个世纪50年代，中队前身、原湖南军区步兵一团一连党支部进行党员思想整顿，宿舍走廊墙上贴满了战士们的“批评意见书”。一天，毛泽东同志到连队视察，看到一份意见书里写着共青团员李正荣批评共产党员龙守祥“平时模范作用不强”等意见时，给予高度肯定：“这个意见提得好，批评就要这样搞。”

自此，毛泽东同志的简短评价和这封225个字的“批评意见书”，被单位视为“传家宝”，一茬茬官兵始终传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

“我刚到中队任职时，就因‘未彻底融入中队，常把你们挂在嘴边’‘处理事务过于主观’等问题，被大家批得红脸出汗。”该中队指导员肖越介绍，“官兵对我的批评，有的直指问题，有的提出建议，开门见山、直截了当。”

在官兵坦诚直率的批评帮带下，肖越很快完成从一名机关干部到指导员的角色转变。他听兵言、知兵事、解兵忧，成为官兵信赖的优秀带兵人。

“官兵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化作习惯、自觉和责任，持续凝聚团结奋进的力量。”肖越自豪地告诉记者，近年来，中队荣立集体二等功、集体三等功各1次。去年底，中队被评为“四铁”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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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重锤除杂质 锻打方成钢

钢枪，是军人战场的打赢利器；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锤炼军人思想作风的锐利武器。我党我军这一优良作风，既考验指出问题的勇气，更催生自我革命的自觉。

重锤落下，杂质灰飞烟灭；反复锻打，终究百炼成钢。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锐利武器”永不锈蚀，就必须像老一辈革命家那样，在自我革命中始终保持锻打的力度、炉火的温度。唯有如此，才能做到讲党性不讲私情、讲真理不讲面子，不断扶正祛邪、激浊扬清，始终保持灵魂高尚、思想纯洁、作风过硬。

记者追寻“独胆英雄”卜凤刚的战斗足迹，感悟和平年代的英雄本色——

守住“心中的塔山”

■解放军报记者 赖瑜鸿 陈晓杰

海军装备部某军代室组织军代表学习传承英雄卜凤刚的革命精神（资料照片）。李  季摄

“法纪违不得，政策偏不得，作风歪不得，便宜占不得，群众离不得。”

仲秋时节，辽沈战役纪念馆。在“独胆英雄”卜凤刚的黑白照片和一块写着“五不得”的红色展板前，许多参观者停下脚步，凝神沉思。

3年前，同样在一个秋天，习主席来到这里考察，在卜凤刚的照片和“五不得”座右铭前，驻足良久。

卜凤刚，这位战场上的传奇英雄，走出战场硝烟、走上海军装备监造军代表岗位后，给自己写下了“五不得”座右铭。

“塔山，是爷爷用生命守护的阵地；在他心里，还有一个‘塔山’，那就是共产党人必须守好的本分。”卜凤刚的孙女卜嘉音告诉记者。

从辽沈大地，到嫩江之畔，记者沿着卜凤刚的战斗足迹，一路追寻，一路思考——

这“五不得”，是如何让英雄远离炮火纷飞的塔山之后，在和平年代不见硝烟的另一个“塔山”上，也成为一名顶天立地、俯仰无愧的大英雄？

“战场上英雄虎胆，走下战场却如临如履”

秋风带着凉意，从广袤的东北田野拂过。

漫步在葫芦岛市连山区塔山乡塔山村，记者耳畔仿佛又响起那闻名于世的塔山阻击战的隆隆枪炮声——

70多年前，就在这个小山村，年仅18岁的战士卜凤刚，一人俘敌124人。战后，他荣立特等功，被授予“独胆英雄”称号，并获得“毛泽东奖章”。

翻开苏联作家西蒙诺夫的报告文学集《战斗着的中国》，里面记载着当年西蒙诺夫采访卜凤刚的细节——

“他那时候还不识字，就请同志们帮忙记录，口授了自己的决心：一、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二、如果食物不够，就让同志们先吃；三、死守阵地，如有同志负伤，将他背下火线后，再回到阵地上去；四、进攻在前，退却在后……”

“这几条决心，是爷爷在战前讲的。在塔山阻击战中，爷爷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成为特等功臣。从战场下来，爷爷却再没有提起过他的战功，甚至部队的同志到爷爷家，说起爷爷在战场上的事情，我奶奶都很惊讶，她只知道爷爷打过仗，不知道爷爷是英雄。”卜嘉音说。

记者来到卜凤刚的老单位——海军装备部某军代室时，一场新招录文职人员现地教育正在进行。该室领导说：“老英雄深藏功名让我们敬佩，但最让我们感动的是，老英雄在战场上是英雄虎胆，走下战场却如临如履。‘五不得’，就是老英雄在担任驻某厂军代表之初给自己立下的规矩。”

从内蒙古大草原到黑龙江北大荒，在担任军代表的20多年里，卜凤刚先后在4个工厂参加筹建军代室，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对自我的要求却越来越严。

一次，一位对卜凤刚有知遇之恩的老领导想借用公款买木料。在人情与纪律之间，卜凤刚选择了“得罪”老领导：“当年您教导我们，权力是人民给的，违背初心就是背叛人民。”这句话让老领导羞愧难当，收回了写给卜凤刚的条子。

“共产党人手中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卜凤刚把这句话刻进脑海，也融进了家庭的血脉。

妻子秦金枝随军多年无正式工作，一家五口挤在不足50平米的房子里，他从未向组织张口；儿子卜作林在北大荒农场干到退休，没沾过父亲一点“光”；在某部负责财务工作的孙女卜嘉音，面对一些企业“嘘寒问暖”，回敬的只有一句话，“我爷爷留下‘五不得’，我得替他守好”。

“一旦模糊了公与私的界限，缺乏对权力的敬畏，用权偏离了为民的方向、纪法的轨道，必然难逃倾覆的命运。”在现地教育学习讨论中，新招录文职人员孙铂钧结合分析落马官员案例，感慨地说。

英雄远去，风骨长存。如今，在卜凤刚工作过的军代室，墙上醒目位置仍贴着他立下的“五不得”座右铭。

“人情面前不松口、私事面前不伸手、金钱面前不动心、享乐面前不迷向、制度面前不破例。”去年7月，军代室主任吴晖上任，也给自己定了五条规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军企交往正负清单”细化到“一顿饭、一张票、一次接送”。爱人随军待业，相关企业主动提出“协调岗位”，吴晖婉言谢绝。

“我们学习老英雄，老英雄学的又是谁”

步入军代室的荣誉室，不大的空间里，记者被显眼位置摆放的“全军质量监督三等奖”荣誉奖牌吸引。军代表韩超讲起了奖牌背后的故事——

今年上半年，吴晖带着军代室骨干系统总结装备质量监督的经验做法，先后完成14版约20万字的申报项目材料，该项目获得“全军质量监督三等奖”。

当军代室党支部开会研究上报项目主要完成人时，大家一致推荐主笔人吴晖作为第一完成人上报。然而，吴晖主动划掉了自己的名字，把它让给了项目骨干、文职军代表赵纪超，以此激励年轻骨干担当作为、快速成长。

谈及此事，吴晖平静地说：“老英雄卜凤刚，当年就是这样做的。”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卜凤刚参与完成多种舰炮产品和装备生产线的建设工作，其中一项产品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大家都说是卜代表立了头功，但上报受奖名单时，卜凤刚却主动把自己的名字撤了下来。

韩超介绍，由于卜凤刚工作实绩突出，为海军装备建设作出了贡献，上级领导几次想给他调整军衔。但每次调级晋衔，卜凤刚都极力推荐身边的优秀同志，自己则往后让。

“光荣的人注视着党的事业，虚荣的人盯着自己的名字。决定人生价值大小的，从来不是职务的高低，而是事业是否有成。”翻阅卜凤刚的日记，记者找到老英雄眼里的榜样力量——

抗战时期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过程中，为了民族大义和抗日大局，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降为旅长，红二十八军军长宋时轮、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兼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杨得志降为团长，红军团长张仁初降为营长……

“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很多领导干部都有共同的信念，就是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韩超告诉记者，当年就在卜凤刚与战友坚守塔山阵地的同时，锦州义县战斗打响，我军集中上百门火炮作战，成功摧毁国民党守军坚固的城防工事。

“义县一战，东北野战军炮兵功不可没，炮兵司令员朱瑞将军功不可没。”韩超感慨，1945年6月，中央决定让朱瑞出任军委副总参谋长。朱瑞随即请求毛主席和中央考虑其他人选，表示愿意白手起家，建立我军自己的炮兵。

“我们学习老英雄，老英雄学的又是谁？是战争年代人民军队的将帅们。我们这支军队的历史，就是一代代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写成的，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记者恰遇某部新一任领导带领党员干部前来寻根。

面对英雄卜凤刚“五不得”座右铭，大家一起重温习主席的谆谆教诲——

“领导干部要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

“一个人的选择”变成“一群人的追随”

军代室办公楼的尽头，有一间卜凤刚事迹陈列室。

陈列柜里，一摞笔记本吸引了记者的目光。泛黄的纸页上，有卜凤刚学习专业时画的电子系统图，还有他多年的日记、理论笔记，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回顾卜凤刚的一生，他的选择正如日记中所写：“把追求和志向放在为党为人民多作贡献上。”

在塔山阻击战中，看到许多战友牺牲在国民党海军的舰炮下，卜凤刚深有感慨：“我们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海军，就不能担负保卫海防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卜凤刚被选送到陆军某文化学校深造。后来，学校接到上级指示，要为人民海军挑选一批骨干。那时，有的战友担心海军装备技术太复杂，不敢轻易报名。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文化底子薄弱的卜凤刚却毅然站了出来。

此后，卜凤刚十年苦学不辍，最终成为海军装备技术专家，带领同事们攻克10多项技术难题，组织了多型装备研制，创造了某型装备建造史上的奇迹。

“不能忘了本。”这是卜凤刚在日记中写的话，也是他所在的军代室，一代代年轻人的心声。

赵纪超小时候在画报上看到过卜凤刚的英雄事迹，报考大学时果断选择武器专业，毕业后来到卜凤刚生前战斗过的地方，如今已是该军代室舰炮装备负责人。

1983年10月6日，卜凤刚病逝，年仅53岁。

老英雄生命的归宿，又回到了塔山，骨灰安葬在塔山革命烈士陵园。海军某军代室主任葛仁超告诉记者，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来卜凤刚的墓前，向老前辈报告最近的工作和思想。

陵园负责人介绍，来到这里悼念卜凤刚老英雄的，还有几千里外的“塔山英雄团”传承人——第75集团军某旅官兵。

“我们是塔山英雄团，血染的战旗代代传。继承光荣的传统，迈开阔步永远向前……”带队来寻根的干部吉苏杰和战友们，在老英雄墓前唱起这首战歌。

说起老英雄“群众离不得”的事迹，吉苏杰也如数家珍——

“卜凤刚生前经常到工人、技术人员家里走访，知道谁家几口人，收入多少；谁家的孩子病了，他帮助求医买药；有的青年男女找不到对象，他穿针引线当‘红娘’……老英雄用行动告诉我们，为人民多作贡献，是一辈子的事业。”

那年秋季，该旅驻地发生森林火灾，全旅官兵义无反顾成为逆行者。8天9夜，协助地方扑灭山火15平方公里，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是最大的幸福。”记者一路追寻，所到之处、所见之人都是这句话的生动注脚。“一个人的选择”，最终变成“一群人的追随”。

九三胜利日大阅兵，大国重器亮相长安街，震撼全世界。那天，卜凤刚的孙女卜嘉音对记者说，九泉之下的爷爷，一定会欣慰的！

（采访得到焦建仓、管雁喆、吕先超、赵超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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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英雄如镜照后人

人生如战场，英雄如明镜。

追寻战斗英雄卜凤刚的人生足迹，他一辈子守住“心中的塔山”，是一名共产党员、革命军人对树立正确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生动诠释。对今天的领导干部来说，也是一面对照自省的镜子。

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反映共产党人的党性、作风和担当。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每一名领导干部都应该常用老英雄这面镜子照照自己，夯实权力观的“压舱石”、把稳政绩观的“航船舵”、校准事业观的“定盘星”，处理好“干净”与“干事”的关系，以优良作风带领官兵奋进强军路、走好新征程。

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英雄部队，感悟我党我军讲真话、报实情的优良传统——

“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

■解放军报记者  宋子洵  付  语

近日，武警延安支队组织官兵到中共中央党校旧址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李云鹏 摄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

80年前，中共七大在此召开。正是在这里，毛泽东同志鲜明指出，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并言简意赅地归纳为“不偷、不装、不吹”。

什么叫不偷？“偷”就是抄袭；什么叫不装？“装”就是装样子；什么是不吹？“吹”就是吹牛皮。为此，毛泽东举了一个例子——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讲真话是一个领导干部真理在身、正义在手和有公心、有正气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强调讲真话的重要性。

列宁有一句名言，“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记者一路踏访，深切感到：讲真话、报实情，不仅是人民军队一贯坚持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这支军队真正有力量的体现。

为什么一份“演练复盘总结”被连续推翻2次——

为了胜利，必须讲真话、报实情

记者来到陆军某旅，恰逢官兵演练结束复盘总结。该旅领导特意强调，总结材料要结合实际，不掺水分。即便如此，某连的材料还是被接连推翻2次。

第一次上报的材料中，“重成绩、轻问题”，用大量篇幅罗列演练中的亮点，讲问题没几句。第二次上报的材料中，问题讲得避重就轻、蜻蜓点水，未触及真正的矛盾。

“讲真话、报实情，是我党一贯大力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否讲真话，不仅仅是个人品质问题，更是对党性的检验。”该旅领导发现，这个连的问题并非个例，所以不再简单地要求重新上报材料，而是组织官兵重温革命先辈敢于讲真话、报实情的故事——

1948年4月18日，三大战役前夕，新中国的胜利已经看到了曙光。

就在这一天，毛泽东收到粟裕从华东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里，粟裕分析了中原形势，大胆直陈自己的想法。

这封电报，相当于否定了党中央关于组建解放军第一野战兵团渡江南进的命令。毛泽东有些意外，对周恩来说：“粟裕不过江，我们这台大戏难唱喽！”

然而，中央对粟裕的建议仍非常重视，电召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汇报中，粟裕综述利害、冷静分析。最终，中央决定改变原来的部署，听取粟裕暂不渡江的建议。

一个月后，粟裕就在豫东战役中，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军9万多人，实现了“留在江北打大规模歼灭战”的战略设想。

“为什么革命先辈敢于直陈自己心中最真实的观点？”面对这一问题，一名教导员回答：“因为他们都对革命极端负责、对胜利极端负责，都是为了能够打胜仗！”

犹如投石冲开水底天，这名教导员的回答引起官兵热烈讨论。大家凝神细想，这样的故事，在我们这支军队的历史上不是比比皆是吗？

——红军长征途中，遵义会议上，博古为自己和李德辩护。张闻天发言时，第一句话就是：“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的发言为坚定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彻底否定“左”倾军事路线定下基调。

——抗美援朝时期，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的解方，第一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就将前线的情况实事求是、不掺水分地和盘托出。解方提供的情况，恰恰印证了毛泽东之前阅读前线报告中作出的判断，进而帮助志愿军改变战法，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最终凝练形成经典战术“零敲牛皮糖”。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办？是不是更应该为了战斗力建设讲真话、报实情？是不是更应该为打赢高度负责，敢于放下自己心里那些‘小九九’？”

辨析至此，答案已经不言自明。几天后，10余份真实客观、直面问题、尖锐深刻的复盘总结，摆在了该旅领导案头。

为什么有时候“讲真话、报实情”那么难——

领导干部要自己讲真话、愿意听真话

仲秋时节，南泥湾麦浪滚滚，一派丰收景象。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80多年前，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同志写下这样的号召，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很少有人知道，大生产运动的起因竟缘于群众的一句骂声。”站在南泥湾大生产纪念馆前，讲解员赵雪讲述了一段往事。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布置当年的公粮征集问题。这天正好打雷下雨，一声响雷，把延川县李县长打死了。

雷击事件传出后，有个农民说：“雷公不长眼，打死一个县长管什么用？咋不打死毛泽东呢？”边区保卫部门马上把这个农民抓了起来。毛泽东听说后，一边叫放人，一边安排人深入调查研究。他说，一个农民和我无怨无仇，为什么要咒骂我呢？这里面必然有缘由。

一番调查，果然如此。原来，1938年，陕甘宁边区只征集1万担公粮，到1939年征集了5万担，到1940年征集了9万担，1941年则准备征集20万担。陕甘宁边区土地贫瘠，农民的负担太重了。

了解情况后，毛泽东马上和边区政府的同志商量，抓了两件大事：一个是精兵简政，另一件就是著名的大生产运动。

“这件事启示我们，要想群众有讲真话的勇气，领导首先要自己讲真话，还要有听真话的胸襟。”讲解员赵雪的话，让记者不由想起周恩来同志的一段往事——

1961年，周恩来到革命老区、河北省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一天早晨，他在社员食堂门口遇见一位抱着孩子、等玉米面菜汤早饭的妇女，便问她农村办这种食堂好不好。不料这位妇女怒气冲冲地说：“这样是瞎搞！用不了多久，我们这些农民都要饿死！到时候，你们这些人也得饿死！”周恩来闻言一震，眼噙泪水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我先道歉，对不起大家。”

由此，伯延成为全国第一个取消集体食堂的人民公社。

为什么有时候“讲真话、报实情”那么难？在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某旅一名领导深有感触地讲述了一段经历——

该旅为了广纳兵言，每季度组织官兵召开恳谈会。没想到，一开始，基层官兵却谨小慎微、不愿开口。原来，他们担心领导只是走走形式，问题不会真的被重视和解决。后来，旅党委制定问题反馈机制，官兵提出的问题不仅拉单列条上榜，而且都明确了完成时限。于是，大家变得有话愿讲、有话敢讲。

“发生变化的背后，是党委一班人自己讲真话、愿意听真话的优良作风。”该领导感慨万千，“这是让大家说真话的前提，无论任何时代，这个前提从未改变，也不应该改变！”

军人为什么更应当说真话、报实情——

“军人说假话，等于给敌人送弹药”

在空军某部某飞行大队空勤楼正门厅，挂着一块浮雕，画面是一枚导弹精准洞穿目标。

那年，一场对抗演练中，他们先“敌”开火，却没有命中目标，反而被对手“一剑封喉”。兵败归营后，他们没有为失败找任何借口，而是把对手精准洞穿目标的镜头，制成浮雕挂在正门厅，并如实分析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上报机关。

“军人说假话，等于给敌人送弹药！战场上的一句谎报、一个虚数，都可能付出血的代价。”该大队长坦言，这种认识源于对战场的理解。

过去这些年，该大队飞行员经常紧急升空，处置各类空情。他们深有感触地说：“空中两机对垒，只需一两个动作，对方的训练水平什么样，便一清二楚，丝毫骗不了人。”

“兵事以夸大、矜张、骛远为忌。我军指战员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历来如此。”该部领导告诉记者，《粟裕战争回忆录》中的一个战斗细节引人深思——

孟良崮战役中，当我军攻下敌人阵地，收拢部队、清点战果时，各部上报歼敌共2万3千余人。粟裕很快发现问题：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实际编制人数为3万余人，剩下的7000余人去哪了？

粟裕当即下令继续搜索战场，结果发现7000多名敌人隐藏在山谷中伺机逃跑。我军立即合围，很快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几十年后，粟裕回忆起这件事，还赞扬我参战部队“都能如实报告歼敌数字，不事浮夸，才得以发现这股敌人”。

反观国民党军队，1947年3月19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放弃延安，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占领”了一座空城。胡宗南却向蒋介石报捷：“共军之老巢延安，于本日上午十时为国军完全收复……共军伤亡一万余，投诚二千余……”

蒋介石闻之大喜，当即将胡宗南由中将晋升为上将，随后更是找来中外记者到延安采访，甚至决定亲赴延安，检阅“犁庭扫穴”的胡宗南部。

没有战果，何以自圆其说？胡宗南的办法是“以谎圆谎”——命工兵在延安近郊大肆挖建“共军”假坟，又将自己仓库里的旧武器、旧装备运到延安充当战利品，甚至还从部属中挑选出部分人，假扮俘虏……

一个谎言，由此引来谎话连篇，变成了弥天大谎。企图瞒天过海的胡宗南，也最终兵败如山倒，被谎言反噬。

新中国成立前夕，有人问周恩来，为什么蒋介石飞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毛泽东天天坐在陕北，共产党却处处打胜仗？周恩来回答：“我们的军队不但在政治方面是民主的，而且在军事方面也有民主。”

“军事民主的精髓，就是人人踊跃讲真话，个个坚持报实情，为了胜利献良谋。”去年，海军某支队一名副舰长在全训考核中成绩不理想，机关怕影响支队形象，建议支队领导在上报材料中“修饰修饰”。但该支队领导没有这么做，而是直言不讳、有一说一，还专门针对训练作风进行了教育整顿。

该支队领导坚定表示：“平时考核粉饰谎报成绩、弄虚作假，骗的是我们自己，骗不了敌人，上了战场就要吃大亏、倒大霉、打败仗，就要成为党、国家和人民的千古罪人！”

这个支队，从此有了一条“军规”——上不图虚名，下不玩花样。

（采访得到惠小峰、邹存杰、刘锦润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无话不可对党说，无事不可对党言

习主席指出：“干部是不是实事求是可以从很多方面来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讲真话、讲实话，是不是干实事、求实效。”对共产党员而言，应该是无话不可对党说，无事不可对党言，这也是一名党员对党绝对忠诚的体现。

新征程上，风险挑战愈发复杂，攻坚发展任务艰巨，更需要我们大力弘扬讲真话、报实情的作风。党员领导干部肩上有千钧重担，身后有千军万马，是强军兴军的骨干力量，在强调讲真话这个问题上必须标准更高、以身示范，真正做到“若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扉给人看”，做到心口如一、表里俱净，坦坦荡荡、透透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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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红军节省运动发生地，感悟我党我军以俭养廉的作风源泉——

永远牢记“勤俭是吾宗”

■解放军报记者  陈典宏  李由之

瑞金市人武部组织预定新兵在叶坪革命旧址红军烈士纪念塔开展现地教学。葛振奇摄

江西瑞金，山峦叠翠，沃野涌绿。

90多年前，这片土地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刚满3个月，《红色中华》报发表社论，提出“节俭一文钱即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

这句“锱铢必较”的宣言，揭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节省运动——不仅是为打破敌人的严密封锁而求生存，更是向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宣战。

“汝是无产者，勤俭是吾宗。”这是陈毅元帅写给子女的诗。连日来，记者踏访红军节省运动发生地，所见所闻不仅是历史的回响，更是现实的昭示：享乐奢靡是腐败的温床，节俭朴素是清廉的本色。

当官不是为了发财，革命不是为了享受

清风拂过瑞金市叶坪革命旧址群。中央审计委员会旧址内墙上，一张老照片里“肃清贪官污吏”的标语格外醒目。

艰苦岁月中，为何仍有贪官污吏？讲解员杨文婷的回答直击要害：“艰苦环境从来不是廉洁的天然屏障，任何时代都可能有背离初心的蛀虫——思想的堤坝一旦溃决，行为便会随波逐流。”

历史深处，警钟长鸣。当年中共胜利县临时县委书记钟圣谅、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的堕落，印证了这一点。经受过革命考验的他们，随着权力膨胀、私欲滋生，最终沉迷享乐，沦为倒卖鸦片、贪污公款的罪人，一个锒铛入狱，一个被判处极刑。

“享乐奢靡的本质，是理想信念的动摇，是忘记了为谁服务、为谁奋斗。”在瑞金市史志研究室主任廖九平看来，他们的腐化堕落，正是因为思想“总开关”出了问题。

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同志始终保持清醒头脑。1929年，他针对红军队伍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思想倾向，指出享乐主义是党内个人主义的表现之一。

步入毛泽东同志旧居，房间里光线昏暗。杨文婷介绍，井冈山时期，由于国民党军事上的“围剿”和经济上的封锁，根据地军民的生活十分艰难。按照规定，毛泽东同志晚上可使用三根灯芯办公，但他为节省灯油，一直坚持只用一根灯芯。

微光如豆，映照着共产党人拒绝特权和浪费的精神底色；灯芯虽小，却承载着对艰苦奋斗精神的坚守。

“当官不是为了发财，革命不是为了享受。”杨文婷说，“今天，我们反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同样要大力弘扬‘一根灯芯精神’。”

老红军顾玉平的故事，正是这种精神的延续。瑞金市公安局干部董超回忆，舅舅顾玉平1933年参加红军，曾担任周恩来同志的警卫员。离休后，他执意退还上级配发的保障车辆，还把工资省下来接济乡亲。“舅舅常说，我吃百家饭长大，为百姓谋幸福是永恒的初心。”

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始终是为劳苦大众谋幸福，而非追求一己之安逸。

在叶坪革命旧址群，记者遇到前来参观的江西瑞金干部学院教授朱荣兰。

“从中央苏区节省运动到抗战时期军民共克时艰，历史告诉我们，一个人一旦追求享乐奢靡，忘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就容易走向贪腐。”谈及近些年查处的腐败案件，长期研究我党历史的朱荣兰认为，许多落马官员的堕落轨迹惊人相似：从接受一顿饭、一瓶酒开始追求奢靡享乐，逐渐丧失原则，最终沦为人民的罪人。这样的惨痛教训，值得时时警醒。

今天，重访苏区旧址，那根灯芯的微光，那句“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的警示，依然在提醒我们：思想的防线须臾不可松懈！

以勤俭养清廉，以清廉铸忠诚

四野青葱，瑞金市“二苏大”旧址游人如织。主席台上，毛泽东同志的蜡像栩栩如生。当年，他就是在这里发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号召。

“节省每一个铜板”，这句话具体而微，却重如千钧。“我们党深知，每一份物资都源自人民的支持，如果萌生出特权思想、搞奢靡享乐，就是对人民的背叛。”杨文婷说。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藏着一本特殊账簿。1934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江西省长胜县铲田区开展调研，转赴瑞金前，他特意嘱托缴纳食宿费——1元4角8分。

瑞金市沙洲坝镇，周恩来同志省盐的故事至今仍被传颂。苏区时期食盐紧缺，周恩来同志与大家“无盐同淡”，长期的清苦生活让他身体虚弱。警卫员心疼不已，悄悄让司务长在他的菜里多放了一点盐。

周恩来同志发现后，严肃地说：“一个共产党员无论职务多高，他都应该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公仆，只有为人民多做工作的义务，绝没有向人民索取多一些享受的特权。”

滴水见太阳，特权毁长堤。唐仁达作为原瑞金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借职务之便，从侵吞余款到变卖公物，积少成多，累计贪污折合大洋2000余元，最终被处以极刑。

“从‘小贪’到‘大腐’，大都是一点点突破原则底线。”瑞金市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严帆感叹。

面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这个敌人，共产党人毅然拿起“节俭奋斗”的武器——

“共产党的旗帜就是要打倒一切贪官污吏！”毛泽东同志鲜明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六号训令首次将“浪费”纳入法律惩治范畴。

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严帆说：“一个人铺张浪费、追求物质享受搞特权，往往就是腐化的开端。”回顾我党我军历史，革命前辈正是始终保持这份清醒，才避免了“小管涌”演变成“大塌方”——

1941年，在修改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时，毛泽东同志亲自增写“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条款，进一步筑牢防止特权思想蔓延的防线。

抗战期间，董必武同志在国统区负责统战工作，兼管财务。一次月底结算时，他发现本不能报销的6角钱差点被报销，十分自责，在会上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瑞金市人武部领导感言，“我们党筑起的，是让特权思想与享乐主义无处滋生的思想长堤。”

党和人民同甘共苦，人民就会永远跟党走

红都瑞金，天高云阔。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讲解员单惠介绍，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为四个月节省八十万元而斗争”的号召，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照规定食米量节省二两”。

“二两米，不过百克，却是政府工作人员从本就微薄的口粮里，一点点省出来的。”单惠说，百姓闻讯，无不动容。

“共产党人并非甘于贫困，而是清醒地选择与人民共苦。”单惠说，在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动下，苏区群众户户减灶、家家节食，节省运动如星火燎原。

走进叶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办公室，陈列简单得甚至不如普通工作人员的房间。他被称为“贫穷的富翁”，掌管“国库”却常常囊空如洗。

党和政府过“紧日子”，为的是让人民过“好日子”。一路寻根，红色岁月的许多细节，让人深受触动——

中央粮食人民委员部旧址，“人民的好粮食部部长”陈潭秋的事迹介绍中，有一段他年少时说的话：“深潭逢秋、清澈见底，我决心正直为人，为民办事终生。”节省运动中，陈潭秋以身作则，提出在原来节粮的基础上，每天再节省二两米，由此掀起苏区军民节省竞赛热潮。

党员干部立起与民同甘苦的好样子，让我党我军与人民群众结下鱼水深情，凝聚起“唤起工农千百万”的磅礴力量——

“瑞金总人口约24万，参军支前人数11.3万，认购公债78万元，捐借粮谷25万担……”驻足凝望，展馆墙壁上的文字无声地诉说着一个朴素道理：党和人民同甘共苦，人民就会永远跟党走。

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

“用力”二字，昭示着共产党人始终秉持“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精打细算，永远向铺张浪费开刀。这是对“从哪里来、为何奋斗”的深刻作答——

抗战硝烟中，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被称为“南方抗大”。创办者吕振羽自掏腰包编印教材，与其他老师一样没有工资，后来才象征性地发一元。

“讲学院任职的教师，大多数都是国内的知名学者。”讲解员介绍，他们原来在大城市，每月都能拿到一二百元钱的工资，到了讲学院，每月却心甘情愿只领一元钱的津贴。

从土地革命的烽火到抗日战争的硝烟，再到新中国挺立东方，“甘过紧日子”的坚守、厉行节约的本色，始终是我党我军穿越风雨、凝聚力量的精神内核。

今天，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仍延续着节俭传统：长期坚持“花钱俭用、水电俭省、办公简便、生活俭朴”的好作风；一个装着螺丝、别针、纽扣等杂物的“百宝箱”，10年间5任司务长接力传承。

去年，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军 提高军队建设质量效益的措施》，强调“树牢过紧日子思想，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业”。

一年过去，声犹在耳。今天的红都瑞金，满目繁华，绵水两岸风光旖旎，记者不由想起习主席的谆谆教诲——

“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

（采访得到郭冬明、魏红军、王昂、梁志伟、葛振奇、彭贤茗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心甘情愿过“紧日子”

昔日，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唯有质朴的泥墙；不见奢华器物，只有简陋的居室。红都瑞金，中国共产党人开展“锱铢必较”的节省运动，深刻诠释了心甘情愿过“紧日子”的执政初心。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历史的回声仍在，时代的考卷常新。我们唯有将“勤俭是吾宗”奉为圭臬，彻底根除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如此，才能永葆共产党人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在新时代的赶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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