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踏访将帅故居，感悟革命先辈永葆普通一兵本色的优良作风——

身无“官气”品自高

■解放军报记者 马嘉隆 王越

武警四川总队南充支队官兵重温红色故事（资料照片）。陈渝忠 摄

四川仪陇，琳琅山下，松青柏翠。前不久，记者沿着林间小道走向朱德故里。

66年前，74岁高龄的朱德也曾拄着拐杖从这条小道走过。赴贵州、四川、河南等地调研期间，戎马倥偬的朱老总顺路回到阔别50余载的家乡。

荣归故里，朱德和平常一样，还是身着一件黄色的旧军大衣、一双脱色的皮鞋。数十年未见的堂弟不敢相信，当了那么大“官”的堂兄穿着竟如此朴素。

在家乡，朱德吃的是不剥皮的红薯和豌豆尖、魔芋豆腐，睡的是学校里的木板床，调研时和乡亲们围坐在院坝外的椿树下“摆龙门阵”——少时离家，“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晚年归乡，“只见公仆不见官”。

不摆官架子，立起好样子。连日来，记者踏访将帅故居和座座军营，追寻革命先辈坚守当兵入党初心、永葆普通一兵本色的优良作风和精神密码。

三名合格老兵的清醒——

“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

朱德故居，溪水潺潺，游人如织。

前来参观见学的陆军某部官兵，在朱德生平事迹展板前久久驻足——

1951年，朱德65岁生日时，仪陇县委派人到北京，想把县城迁到朱德的出生地马鞍场，改县名为“朱德县”。此前，县委以“朱德县建县委员会”名义，已征得40万仪陇县群众同意。

众望所归，但朱德是这样拒绝的：“我不算英雄，只是一个在战场上没有被打死的普通士兵。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才称得上英雄。”

在朱德坚持下，县城没有搬，县名没有改。他还严肃要求仪陇县委，不要在父母故居里办他个人的展览，把场地用来办学校，让娃娃们念书。

如今的朱德故里，山林掩映间炊烟袅袅，书声琅琅。讲解员黄铃告诉记者，如今地方政府在打造朱德故里景区时，依然按照朱老总当年的要求，未将周边的村民迁走。“贫苦佃农出身的朱老总，深知这里的乡亲们离不开世代耕种的土地，我们不能违背他老人家的心愿。”

在展出的众多文物中，有一把铁铲。从中南海到玉泉山，朱德总是把住房附近的空地开垦出来，自己动手种上蔬菜和杂粮。这把铁铲，是他“躬耕垄亩”的见证。据朱德之孙朱和平回忆，新中国成立后，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朱德始终保持朴素廉洁的作风，粗茶淡饭，吃饱就行；衣服干净，穿暖就行……

1966年，一名意大利记者问朱德：“您想在您身后留下什么样的名誉？”朱德的回答言简意赅：“一个合格的老兵足矣。”

“我想那些以功臣自居的同志，还是要谦虚一点，老实一点，把精力集中在革命事业上，不要为个人的地位、待遇等问题去苦恼，不然党和人民就会丢弃你们”，在《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一文中，朱德语重心长地给某些摆老资格、恃功挟赏的党员干部敲响警钟。

沿嘉陵江前行，在重庆开州另一座民居里，记者看到另一位老兵的清醒——

1947年，晋冀鲁豫野战军召开庆功大会，各界代表给刘伯承同志赠送了一块“常胜将军”牌匾。他当即表示：“我不敢当……我只是人民的勤务员。是党的功，人民的功，我不敢‘贪天之功’，没有人民给吃、给穿，军队就不能打仗。”

有功先归群众，有过勇于担当。1951年10月，志愿军入朝参战一周年之际，朝鲜决定授予彭德怀一级国旗勋章。彭德怀却觉得不合适：“我有什么功劳值得授勋的，我不过在后方做了些具体工作，这个勋章应该授给那些战斗英雄，我哪能比得上他们的功劳大！”

率部打赢新中国“立国之战”，彭德怀的威名举世皆知。然而，记者翻阅他亲笔题写书名的《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却无一处对他个人歌功颂德。撰写此书时，彭德怀明确提出：“抗美援朝战争是集体领导的、集体指挥的，写功劳绝不能写我，写缺点和错误就应该写我，失误的事，我要负主要责任。”

永远把自己放得很低，把群众举得很高。1945年，辛亥革命元老续范亭有感于彭德怀肝胆照人的品格，曾赋诗赞曰：“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在他的笔下，身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则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

前来参观的陆军某部官兵说，“半老兵”“田舍翁”……共和国的开国元帅，就是这样秉公心、戒特权，始终与人民群众、基层官兵紧紧相依、血脉相连。

三件生活小事的坚守——

“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

浊浪滔天，领导干部冲在前。

列席陆军某部抗洪抢险准备会，记者发现，大屏幕播放的往年抗洪视频中，每个编组都有党员干部带队，每个危险关头都是领导干部冲在前面。

“这是我们领导干部唯一的‘特权’！”该部领导自豪地介绍，作为红五军的传人，他们永远铭记老军长说的话——“我彭德怀参加共产党，党给我唯一的‘特权’，就是带头吃苦。”

1939年初，为节约人力财力，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与副总司令彭德怀下令：各级首长凡有特务员的，一律取消勤务员。为了共渡难关，朱德、彭德怀、左权等总部首长主动降低个人待遇，坚持只拿师旅长级别的津贴。

带着感慨，记者走进湖南长沙杨立三故居，找到了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作为我军后勤工作的主要创始人，新中国成立后，杨立三担任总后勤部部长兼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按规定，组织上给他配备了警卫员、通信员和炊事员共3人，但他认为“让这么多人为我服务，心不安”，主动退掉了2人。

杨立三虽然掌管许多军需被服厂和食品厂，却拒绝试穿试吃各厂送来的样品，他直言：“要试穿，去找战士试穿；要试吃，去找老百姓试吃。”

在石家庄工作期间，杨立三曾利用业余时间带领大家开荒种菜，后来他去华东前线指导工作，回来后秘书仍将这段时间生产所得的红利分给他。杨立三主动将其退回并写下“无功不受禄”。

1952年，“三反”运动中，组织清点他的全部家当。大家惊讶地发现，这样一个掌管全国粮食的“大管家”，全部家产总共才值30多元。

湘水汤汤，钱塘潮涌。沿江而下，在杭州丁家山下，记者看到一张黑白照片——这是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在此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教材时的珍贵留影。

新中国成立伊始，造纸业尚不发达，连印小学课本都没有好纸。那时，刘亚楼在杭州主持编写空军条令、教材，提出一项严格要求：除最后定稿本外，一律使用“更生纸”，谁也不能例外。

所谓“更生纸”，是用废纸为原料，经回收、脱墨、打浆等工序制造的一种纸，价格低廉，但粗糙发黄。刘亚楼的眼睛不好，每天还要审阅数万字的文稿。编审组秘书长于心不忍，就交代工作人员给刘司令员送好纸印刷的审校本。

刘亚楼发现后，马上在稿本上批注：“为什么我就应该特殊？让我带头破坏我的规定，这不是关心我，是陷害我！”为此，他专门召开会议郑重宣布：“凡用好纸单独给我印的稿子，我一不看，二要批评。”

担心刘亚楼长期如此会看坏眼睛，工作人员明知要挨批，仍要了些不算太好，但比“更生纸”白一些的稿纸供他使用。刘亚楼一眼就看出了差别，严肃地说：“这等于自动撤销了我的命令！”

前来参观见学的一名领导感慨，不搞特殊，不仅是在自己“有的选”时选择不要，更要在别人认为“理所当然该享受”时主动拒绝。为将干什么？绝不是为了锦衣华服、高人一等，而是要带头自律、带头吃苦。

三件士兵军服的见证——

不端官架子，才有好样子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一件“五五式”士兵军服，引来众多官兵注目。

这件军服，见证了一段佳话——

1958年9月，根据毛主席指示，总政治部下发《关于军队各级干部每年下连当兵一个月的规定》，全军掀起干部下连当兵的热潮。

“官兵不分你我，不分老少，都像亲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个个心情舒畅……”南京军区党委批准司令员许世友等30名将军下连当兵的当晚，几名将军兴奋地举行了一次“士兵座谈会”，许世友在会上说：“我这次下去一定要把兵当好！”

于是，许世友头戴船形帽、身穿士兵服，来到浙江宁波海防前线某部六连七班，当起了“上等兵”。为消除大家顾虑，他还对班里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做干部做了几十年，管人管了几十年，已经养成了管人的习惯。甚至说话声气、生活习惯、走路的样子等等都有这种表现……希望大家以后从这方面经常督促我，帮助我拿下官架子，搞臭官架子。”

一次，许世友和班里战士一起锄草、扫地，有名干部拿着照相机请他停下来照相，许世友边扫边说：“人民公社五六十岁的老社员，一天干到晚，也没有人给他照相。我们干了一点活，就要照相？我看还是不照。”

当兵期间，许世友坚持和战士一同训练、一同站岗。起初，战士们称他为“首长”，后来称“许同志”，最后索性直接叫“老许”……

这样的士兵服，也曾穿在邓华将军身上。当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改名为“丁华”，前往旅大警备区某连当兵。

曾任沈阳军区副政委的邹衍回忆说，下连当兵的一个月过得很快，连队告别会上，战士们私下议论“丁华”，“这么瘦，官肯定不大，顶多是个处长”。直到临别，大家才知道“老丁”竟是上将邓华。

身穿士兵服来到战士们中间的，还有时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

1958年9月20日，杨得志使用参加红军前的名字“杨绍起”，佩戴列兵军衔，来到驻江苏徐州的某团六连当兵。

当时，杨得志已年近50岁。为适应连队生活，他提前十几天改掉多年的午睡习惯；为适应户外训练，他每天在烈日下暴晒，还请公务员按新条令教他操练……在连队，他每天早起抢着扫地、擦玻璃、刷痰盂，按顺序排班站岗，经常半夜起来站哨，最终被战士们评为“五好战士”。

后来，听说“杨绍起”竟是军区司令员，六连有人专门跑到营俱乐部，找济南军区党代表大会的合影照片查对，尽管发现“杨绍起”和照片上的司令员杨得志很像，可大家还是不敢贸然相认。

不端官架子，才有好样子。那年国庆联欢晚会，杨得志为战士们演唱了《刘海砍樵》，军区政治部主任李耀文拉了胡琴，军区干部部部长陈美藻唱了抗战歌曲……官兵同乐，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

“心里装着兵，才能像个兵。内心永葆普通一兵本色，才能褪去一身‘官气’。”在军博参观结束，某部带队干部告诉记者，再过不久，他们也要打起背包，住进班排，当兵锻炼。他说，“力戒‘官气’、多接地气，才能立起新时代领导干部的好样子！”

（采访得到刘郑伊、李磊、赵梓琳、周赟赟、黄政等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牢牢站稳群众立场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道：“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

“毫不惹眼”，正是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干部“把自己看作普通一员”的生动写照。成立105年来，我们党能始终赢得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领导干部始终同人民保持血肉联系。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军队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牢牢站稳群众立场，端正为兵态度，力戒漂浮作风，真正立起新时代干部好样子，把部队锻造成上下同欲、敢打必胜的战斗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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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座座史馆和革命旧址，感悟革命先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

熊熊炉火淬党性

■解放军报记者  李伟欣  刘丹  朱柏妍

“刘老庄连”组织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资料照片）。谢沅鑫摄

秋日清晨，阳光透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窗棂，落在一张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木桌上。

这张木桌，桌面略显陈旧，几条高矮不一的长条板凳围放四周——凳与凳之间，看不出有什么席位主次之分。

记者细数展厅里开国将帅的生平发现，他们都曾坐在类似这样的一张张木桌前，查思想、听诤言、受监督，以普通党员身份过组织生活。

连日来，记者探访座座史馆和革命旧址，清晰感受到组织生活的熊熊炉火淬炼着一代代共产党人的初心和党性，革命先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优良传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木桌无言，见证党性——

“我是一名党员，应该坐到这张木桌边”

第82集团军某旅驻训场上，某党小组正在召开党小组会。

主持会议的党小组长是一名年轻军士。第一个带头对照检查剖析的，是编入该党小组的旅领导，话锋直指内心，毫不遮遮掩掩。

帐篷内的宣传展板上，有一张老照片——朱德与几名普通党员围坐在一张木桌前，桌面坑坑洼洼，边角磨得发亮。

党小组长刘梓轩告诉记者，离驻训地不远，就是朱德元帅当年指挥战斗的地方。

1933年，中央苏区瑞金。朱德身为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组织关系编入了军委机要科一个普通党小组。当时的党小组长，是译电员宋仁绥。

宋仁绥曾回忆，当时，每次开党小组会，大家都会把木桌正对房门的主位空出来，留给朱德。可朱德每次进门，都径直坐在最靠边的位置。

这一坐，坐出了一条规矩。朱德经常讲，组织生活必须通知他，分配任务必须有他，必须定期听他汇报思想。这张木桌上只汇报思想、检视党性，所有人平等发言，不许请他作指示。

一开始，考虑到朱德工作繁忙，宋仁绥没给他分配党小组工作，朱德多次主动申请。接到给一名炊事员做思想工作的任务后，朱德利用晚上和饭后的休息时间，多次找这名炊事员谈心。后来，这名炊事员成为模范炊事员，朱德专门向党小组长汇报了整个过程。

是什么让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总司令，坚持落实组织生活制度雷打不动？

军博一份编号为001128的“特殊文物”，让记者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本长不过一掌、宽不及四指的党证，持证人是朱德。最后几页的党费交纳登记表上写着：1933年，逐月交纳；1934年，逐月交纳。登记表下方的签收栏里，盖着党小组长宋仁绥等人的印章。

1933年至1934年间，正是红军反“围剿”作战的关键时期。不论战事多么吃紧，不论军务多么繁忙，朱德都按月交纳党费，按月请党小组长签字盖章——一名普通党员最基本的义务，朱德一笔也未曾落下。

一枚枚朱红印章，映照着党性原则，伴随革命前辈走过万水千山。

两河口会议旧址内，摆放着三张粗糙的木桌。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休整，借宿在关帝庙及周边民居。当地老人告诉记者，这些木桌白天用来摆地图、开会，晚上就成了党员过组织生活的地方。

其间，周恩来所在的党小组进行改选，他的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党小组长。看到周恩来日夜处理电报、统筹行军，魏国禄几次召开党小组会都没通知他。

周恩来发现后严肃提出：“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

从南昌起义到万里长征，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在那些戎马倥偬的岁月里，共产党人的组织生活从未中断。那些见证党性的木桌，深深教育着今天的官兵。

前不久，该旅驻训期间，一名编入班排党小组的旅领导因执行任务错过组织生活。返营后，他主动找党小组长，在帐篷里和战士党员围坐一起，诚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我是一名党员，应该坐到这张木桌边。”

流水不腐，淬炼党性——

“批评难免逆耳，却补心、醒脑、启智”

阳光下，绵江河水泛着细碎金光。河畔，叶坪村青砖灰瓦的建筑静静矗立。

走进叶坪革命旧址群，一份斑驳泛黄的训令引人注目。那是1932年10月，中革军委下发的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训令。

当地老人告诉记者，当年苏区物资极度匮乏，疟疾等疾病肆虐。为保障战斗力，中革军委总卫生部下发通知，要求官兵严禁食用辣椒、酸菜等刺激性食物。

这条禁令，让许多来自湖南、四川和江西的红军指战员很不适应，其中就包括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刘伯承是四川人，吃饭无辣不欢。一次，他忍不住吃了几个辣椒。党小组会上，卫生部门党员当面提出批评：“总参谋长作为全军高级指挥员，应当带头严守全军统一纪律，您违反禁令，容易给基层造成不良示范。”

刘伯承没有辩解，坦然接受批评，郑重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几个辣椒，一场检讨，令记者深受震撼——炮火连天的岁月，面对红军高级将领的一个小错误，普通党员不回避、真批评，革命先辈不含糊、真检讨。

绵江河畔诤言激荡，一圈圈涟漪向外扩散。循着潺潺水声，记者一路探访，在叶子河畔的新四军军部旧址，追寻另一段直言相谏的往事——

新四军时期，陈毅编入机关党小组。党小组会上，一名党员直言不讳批评他：作战筹划有时过于偏激冒险，听取参谋不同意见耐心不足。

陈毅当场表态：党内批评不分上下级，只要对党有利，再刺耳的批评都要听。此后，每逢重大作战方案研讨，他都主动广泛征集参谋意见。

陈毅常说：“职务是革命给的，党性是自己炼的，党小组会就是照镜子的地方。”一次党小组会上，陈毅鼓励党小组的同志给自己提意见。4名党员直言批评，话锋尖锐，陈毅不仅没生气，还称赞：“提得好，提得及时，我以后注意改正。”

这场关于“批评”的会议开了足足两个小时。最后，陈毅再次诚恳提出，希望大家平时也要给他多提意见：“因为党的生活不只是在党的会上，应该贯穿在党员的整个生活之中。愿你们成为我的4面镜子。”

批评者不绕弯子，被批评者不护面子。如今，讲述这段故事的书籍已经泛黄，批评留下的印记却没有褪色。纸页翻动的沙沙声，仿佛一股清流，越过山川，一路向前。

抗美援朝战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被编入司令部机关党小组。党小组会上，参谋党员和警卫员党员坦诚给他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脾气急躁，批评下属语气过于严厉；二是工作繁忙，很少主动和机关年轻干部谈心交流思想。

彭德怀认真记录，当场诚恳接受批评：“战场上我是司令员，党小组里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大家敢于讲真话，不是挑刺，是真心爱护我。今后一定改正急躁毛病，多和同志们沟通。”

此后，彭德怀主动调整工作方式，作战间隙主动找年轻参谋谈心，遇事先耐心听完不同方案再下定论。后来，志愿军推广的坑道战、冷枪冷炮等战术收到奇效，追根溯源都是来自前线官兵的创造、参谋们调查研究的建言。

记者走在鸭绿江畔，江风鼓浪，当年前辈们的话语仿佛仍未消散。说起那些往事，一名同事不禁感慨：“批评难免逆耳，却补心、醒脑、启智。从批评中不断汲取营养、总结经验、修正错误，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军帽改革，辨识党性——

“把共产党员的‘帽子’戴端正、形象树端正”

一路追寻，记者走进黄克诚故居，一顶灰色军帽映入眼帘。

如果不是讲解员黄红彩提醒，记者很难注意到，这顶帽子与别的军帽有些许不同：帽子后面的双层布箍，被改成了单层。

时光荏苒，这顶军帽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历史的闸门——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三师师长黄克诚率部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战斗。因日伪顽层层封锁，部队布匹奇缺。那段时间，黄克诚参加组织生活，基层党员谈论最多的，就是如何节省布料的问题。

史料中没有留下党小组讨论的详细记录，却留下了黄克诚的一连串行动。基层的想法，他听进了耳中，也放在了心上。很快，他就想到了办法：改帽箍。

一天晚上，他请妻子唐棣华把军帽的双层帽箍改成单层，又请身边干部试戴，确认不影响使用后，推广到全师。

循着这一思路，黄克诚的改革由帽及衣——军装翻领改为直领；中式军裤去掉宽大的裤腰，改成西式窄腰裤，去掉两个口袋……起初，有人嫌改后的军服土气，黄克诚带头穿。为省布料，他将洗脸毛巾剪成两半，一半自用，一半送给他人。

党小组会上的讨论结果，就这样转化为全师官兵的新军装。此举不仅节省了布料，还让苏北群众通过帽子和衣服一眼就能认出新四军。

“这不仅仅是一次物资的节约，更是高级干部从‘听真言’到‘动真格’的作风转变。”谈起这段经历，一名前来寻根的教导员如此感慨。

顺着这条根脉，记者越过江淮平原，来到陕北高原的南泥湾，看到一把锈迹斑斑的镢头——

当年，王震带领359旅开展大生产运动，官兵干得热火朝天。可一次党小组会上，不少普通党员反映：“旅部机关干部、杂勤党员常借口事务忙脱离劳动。”

面对批评，王震敏锐察觉这是官兵不一致的作风问题，他立说立行，把旅部机关干部编成农作小组，立下规矩——上至旅长，下至炊事员，一律参加生产。

王震扛起镢头，率先走进田间地头，副旅长苏进、副政委王恩茂随即跟上，机关干部也一个个走进田间。在那片荒芜的土地上，领导干部的汗水和普通士兵的汗水流在一起。几年间，359旅开垦良田26万余亩。

站在丰收的南泥湾回望，那顶褪色的军帽，那把锈迹斑斑的镢头，其承载的分量愈发厚重。

多年以后，时任副总参谋长张震到边防连队蹲点。一次党小组会上，一名年轻的司务长直言不讳：“首长来了，连队搞超规格接待，这是作风问题！”

张震闻言，当即起身，诚恳检讨：“这个问题提得好，这是我的问题。”会后，他不仅取消了工作组的伙食补贴，还带头排队打饭，更责令相关部门修改作战后勤保障预案，删除了所有关于“接待”的条款。

夕阳西下，余晖洒在黄克诚故居。参观结束，某部一位领导说起新四军的军帽，语重心长地向官兵们承诺——

“职务越高，越不能例外，越不能特殊。请同志们监督我，上下互为镜鉴，共同把共产党员的‘帽子’戴端正、形象树端正！”

记者手记

时刻牢记“第一身份”

站在鲜红的党旗前，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习主席强调：“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

“第一身份”，寥寥四字，却重若千钧。新征程上，全体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自觉以“第一身份”检视内心、校准言行，厘清政治上的模糊认识，清除思想上的杂草灰尘，不让方向失准，不让誓言蒙尘，在奋斗强军中擦亮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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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一座座烈士陵园，感悟革命军人的生死观——

当我们站在烈士墓前……

■解放军报记者  琚振华  孙伟帅  张  蕾

新疆军区某部官兵在康西瓦烈士陵园祭奠英烈（资料照片）。靳开来 摄

秋日的大巴山，层林尽染。

车穿群山，驶出隧道，记者眼前忽然一亮——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静静铺展在山坡上，像一支永不撤防的队伍。

“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纪念碑已矗立90余年。碑身，一枚金色党徽图案倒悬而立。纪念馆馆长余明灯告诉记者：当年，纪念碑的设计者、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这样设计，是为了让地下长眠的烈士仰面朝上看时，党徽依旧是端正的，镰刀斧头永远向上。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是全国规模最大、安葬红军烈士最多的红军烈士陵园。25048位红军烈士，长眠于此。许多无名烈士的墓碑空无一字，只镌刻着一颗红五星。

点点红星，殷红如血，遍布我们这支军队的漫漫征程。

从这里出发，记者先后走进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新疆康西瓦烈士陵园……一路走，一路看，一路探寻，一路追问。

认准了真理，就一往无前——

“战斗，直到胜利”

记者拾级而上，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两侧松柏葱郁，山风穿林而过，发出低沉绵长的呜咽。

几名武警官兵从上面下来，他们的军装被汗浸透了一大片。记者了解到，他们来自武警四川总队巴中支队。

“你们常来么？”记者问带队的上尉。“常来。擦擦墓碑，给烈士讲讲部队的事，有时也说说心里话。”擦肩而过时，上尉匆匆地说。

记者向上望去，纪念碑主平台两侧坡地上，整齐排布着百余座刻有姓名的单体烈士墓，红30军88师师长汪烈山之墓便坐落其中。

88师的3个团，全是红四方面军主力，徐向前在回忆录里提到汪烈山：“是个很能打的干部。”

1933年10月，刘湘纠集20余万兵力围攻川陕苏区，汪烈山奉命坚守达县州河一线。战斗中，他经常来到前线观察敌情。石鼓寨一战，部下劝他“到指挥所去吧”，他摆摆手，举着望远镜一动不动，直到一颗炮弹轰然落地。

29岁的他，只留下一句话：“战斗，直到胜利！”

当时，没人知道“胜利”是什么样——鄂豫皖根据地早已丢失，川陕苏区被敌军围得像铁桶一般，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也深陷泥潭……遵义会议还要等1年多，新中国成立还要等将近16年。

汪烈山不可能知道这些“后来”，他说“直到胜利”的时候，只是相信，胜利一定会到来！

陵园纪念馆展厅里，“以一胜百”“百战百胜”“攻如猛虎”“守如泰山”……一面面鲜红的荣誉战旗旁，陈列着川陕苏区红军发布的十六字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

当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坚持战斗两年多，经历了200余场战斗，数万名红军官兵长眠大地。

记者登上陵园最高处，只见一面长102米、高近6米的英烈纪念墙上，镌刻着近8000个烈士姓名。他们是谁，来自何处，是何模样，有什么故事？后人已无从知晓。带着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理想，他们都走进了那支头顶红五星的队伍。

“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陵园对面大山上的标语，气壮山河。

认准了真理，就一往无前。红一方面军在漫漫征途上，平均每前进300米，就有一名战士倒下。出发时8.6万人，到达陕北时不足8000人——10个人里，有9个没能走到终点。

湘江一役，红五军团第34师6000名指战员，最后剩下不足1000人。师长陈树湘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与汪烈山牺牲时同龄。

1933年的石鼓寨，汪烈山不知道陕北在哪里；1934年的湘江，陈树湘不知道胜利何时到来。1937年的河西走廊，西路军红9军政委陈海松在战地笔记本最后一页写下遗言：“革命必胜，代我看之。”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那支烈士们为之奋战、为之献身的队伍，今天还在向着胜利往前走。

记者来到火箭军某部发射训练阵地，大雨如注。蓝方的精准破袭刚刚过去，只剩下军士薛伟和一名外围警戒号手“存活”，所有支援路径都被掐断。

按照命令，导弹必须在规定时间发射。服役已满30年的薛伟独自坐上了发射控制台——没有班长给他下达口令，他就自己给自己下达；没有战友配合核对参数，他就在雨幕里独自跑完每一个战位——原本需要一个班组协同完成的发射流程，被他分解成一个人的战斗。

每完成一步，他就大声报出一个口令，声音砸在钢铁车体上，又被雨声吞没。最后一个参数确认无误，他的手指落在点火按钮上。

“点火！起飞！”

导弹撕开雨幕，烈焰照亮他满是雨水的面庞。记者相信，这就是湘江边上无数红军战士当年的模样。

轻于鸿毛，还是重于泰山——

“明明可以活，却选择了死”

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成千上万名先烈。

松柏掩映间，即将奔赴战位的陆军工程大学毕业学员重温军人誓词。声音惊起几只白鸽，扑棱棱飞向天际。

与纪念碑遥遥相对的，是陵园的标志性群雕——烈士就义群雕。他们中的许多人，牺牲时比这些学员还要年轻。

“他们其实是有选择的，明明可以活，却选择了死！”一名学员凝望雕像，低声说。

记者跟随陵园工作人员郭琦穿过一片雪松林，只见17座花岗岩墓冢，呈3排排列。记者顺着石璞、宋如海、孙津川的名字一排一排看过去，在第三排中间位置停了下来——卢志英。

郭琦告诉记者，很多人都知道卢志英是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却少有人了解，他也是一名军人，而且是与长征息息相关的军人。

1934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绝密军事会议，德国顾问制定“铁桶计划”——150万大军以瑞金为圆心四面合围。这份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绝密情报，由卢志英和战友们从敌人心脏送出。由此，中央红军开始进行战略转移。

1947年3月，卢志英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用尽酷刑，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开口。1948年12月27日深夜，离南京解放不到半年，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杀害于雨花台前的山坡上。

“胜利在望，死而无怨。”牺牲前，卢志英的妻子张育民来探监，敌人不让见面，只递出一件大衣。回家拆开衣领，她发现里面密缝着几页揉皱的纸，几首诗作背面用铅笔写着这8个字。

倒在黎明前，如何无怨？或许，他笔记本中的一段摘抄可以作答：“世界上惟有为解脱奴隶的命运，才是伟大的斗争；惟有作了自己兄弟们的先锋，才是铁的英雄！才是伟大的牺牲！”

恽代英的故事，也在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柜里静静铺展。

1930年他被捕后，蒋介石派亲信劝降：只要发表一个脱党声明，“什么都有”，但恽代英却从未屈服。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恽代英对狱友说：“我身上的磷，仅能做四盒洋火。我愿我的磷发出更多的热和光。我希望它燃烧起来，烧掉古老的中国，诞生一个新中国。”

人生大事，莫重于生死。站在烈士墓前，记者不禁问自己：生死考验下，是怎样的力量激励着他们坚贞不屈、至死不渝？换作是我，能不能像烈士那样做出选择？敢不敢，怕不怕？……

走出雨花台烈士陵园时，记者回望披着落日余晖的群雕，仿佛又看见那群学员的身影。他们即将走向不同的战位：有的去边疆海岛，有的去深山哨所，有的去科研一线。没有人知道他们将来会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怎样的生死抉择。

但有一个人，已经给出了答案。

2016年4月27日，海军某舰载航空兵部队飞行员张超，驾驶歼-15战机进行陆基模拟着舰训练。战机突发故障，张超竭力挽救战机，但没能成功。弹射后，降落伞没有完全打开，张超重重摔落，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9岁。

张超的牺牲，没有悲壮的宣誓，没有慷慨的诗歌，他只是在4.4秒里，做了一个选择。

卢志英、恽代英、张超……他们牺牲的方式不同，但价值取向是一样的——有些东西，比命重，重于泰山。

今天，在延安枣园《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上，无论晴天雨天，这样的朗诵声都会一遍遍响起：“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知所趋赴，虽死犹生——

“我们没忘，他们就活着”

喀喇昆仑深处，康西瓦烈士陵园。

每当新疆军区某汽车运输团的车队经过，长长的鸣笛声就会刺破高原的宁静。

鸣笛，是一种特殊的告慰仪式。通往纪念碑的路上，插着尚未燃尽的香烟，许多墓碑前摆着新鲜水果和各种零食。

“我们没忘，他们就活着。”一位刚休假归队的排长，向着纪念碑庄严敬礼。

康西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是我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112位烈士。生时保卫祖国，死后埋骨边疆——他们就永远守在距离国境线不到100公里的地方。

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

面对数倍于己的外军，祁发宝张开双臂挡在最前面，陈祥榕作为盾牌手冲了上去，把“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永远刻在了雪山之巅。突围后，肖思远发现还有战友被困，又毅然冲了回去，战至生命最后一刻。

2023年，肖思远的弟弟肖荣基随部队来到康西瓦烈士陵园。他站在哥哥的墓碑前说：“哥，我也当兵了。你放心，我会像你一样，守好祖国。”

肖思远、肖荣基的母亲刘利霞，把两个儿子都交给了国家。

这种慷慨的母爱，让记者想起70多年前的另一位母亲——黄继光的母亲邓芳芝。

黄继光牺牲后，她把小儿子黄继恕也送去了部队。1953年4月，邓芳芝作为全国妇女代表到北京开会。毛岸英烈士的父亲毛泽东握住她的手说：“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

2022年12月，肖荣基下连，被分配到第83集团军某旅，光荣地成为“杨根思连”第6986名战士。

肖荣基至今记得第一次参加晚点名的情景：“杨根思！”“到！”

全连官兵齐声应答，那一声“到”像电流一样击中了他。他忽然明白：一个人走了之后，还能这样被记住，是什么滋味。

“土里的你是我扎根的灵魂，地上的我是你生命的延续。你们永远活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永远活在你们的事业里。”

今天，英雄倒下的地方，立起一座座丰碑、一座座灯塔。从川陕大地到雨花台、康西瓦，当人们络绎不绝来到英雄的墓前，都会想到生与死这个沉重的话题，都会在灵魂深处自问自答。

有人说，军人不怕死。但军人也是血肉之躯，也有常人情感。只是，他们的“怕”里另有含义——

在记者对南昌舰官兵的采访中，操舵班班长徐文茜曾被问到：“如果战争真的来临，你怕吗？”

“我怕！”她说，“我怕打仗不用我！”

知道为什么而死，才知道怎么活。

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黄继光班”班长张艺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枚党员徽章，轻轻放在老班长墓碑前。

黄继光牺牲后才被追认为中共党员——他的胸膛被子弹打成了蜂窝，那枚徽章，没地方戴了。

张艺濒知道，党员徽章的光芒，应该闪烁在更多后来人的胸膛上。

（采访得到王百越、李彦广、王春婕、张语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墓前三问

贵州省台江县岗党略村，一座无名红军墓，立在蜿蜒清水江边已有多年。

墓前立着3块木牌，向每一个到访者发出叩问——“他为什么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他在做什么？我在做什么？”“他会怎么看我？我该怎么看他？”

我们所在的这支军队，是一支英雄的军队，有着赤诚热血的底色、绵延不绝的传承。每一个走进这支队伍的人，从第一天起就应该知道，你脚下的路，是有人用命铺的。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当站在烈士墓前庄严承诺：穿上军装，始终铭记为谁从军、为谁而战；面对考验，始终站稳脚跟、守住底线；面对选择，毫不犹豫选择那个比命更重的东西！

记者踏访直罗镇战役旧址，感悟革命先辈舍生忘我的胜战追求——

胜利在召唤

■解放军报记者 张科进 宋子洵

“直罗满山炮声急，万余敌兵一网尽。活捉敌酋牛师长，军民凯歌高入云……”

7月24日，北京国家大剧院，大型音乐剧《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正在上演。

身处盛世，不忘来路。当《祝捷》的歌声响起，观众的思绪被带回那个三面环山的小镇——

1935年11月，红一方面军以围攻甘泉诱敌东进，依托直罗镇山地设伏。待敌进入伏击圈，红军南北夹击，全歼敌第109师和增援的一个团。

战后的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说：“这次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的三次围攻。为党中央和红军在西北建立广大的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战，举行了奠基礼。”

长征胜利了，但革命尚未成功。从直罗镇望向未来，前路并非坦途。

然而，革命先辈嘹亮的凯歌、激昂的热情、必胜的信念，深深地感染着今天的我们。

武警延安支队官兵代表参观直罗镇战役纪念馆（资料照片）。李云鹏摄

那个年代，许多另有任命的指挥员要求“打完这一仗再走”——

为了胜利，时刻准备牺牲

8月的陕北，骄阳似火。延安富县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一座20余米高的纪念碑静静矗立。

记者拾级而上，一块块黑色的墓碑静默无言。墓地里，长征途中曾任红一师政委的黄甦长眠于此，他是这场战役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指挥员。

“其实，他可以活得更久……”提起这位年轻的指挥员，讲解员罗丹声音有些哽咽。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前夕，中革军委已任命黄甦前往陕南任职，可黄甦主动请缨：“打完这一仗再走！”

21日拂晓，直罗镇外围山地争夺战展开，敌军依托连绵山头层层设防、负隅顽抗，战斗异常残酷。就在率部奋力夺取第5个山头时，黄甦不幸被子弹击中，壮烈牺牲。

青山埋忠骨！这一仗，这位年轻的指挥员永远留在了这片土地。

30日东村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说，我们时刻准备牺牲，我们的牺牲是换得全国全世界工农的解放。黄甦同志是中央委员，他的牺牲是有意义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牺牲，在那个年代是多么常见。仅这一处陵园，就有955名烈士长眠于此。其中，有姓名的325位，无名烈士630位。

“张云清烈士，1911年出生，河南省许昌人，1935年11月在富县直罗因战牺牲”

“何流佳烈士，1911年出生，江西上饶人，1935年11月在直罗镇战役中牺牲”

……

烈士的鲜血融入革命的长河，奔腾不息，东出太行，来到齐鲁大地。

1945年12月，解放滕县县城的战斗一触即发。

10年前，在直罗镇战役中任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政委的王麓水，见证了黄甦的人生抉择；10年后，已任山东军区第8师师长的王麓水，作出相同的抉择——

战前，上级拟调他担任更高领导职务。王麓水请求：“打完这一仗再走！”

战斗发起第二日，王麓水深入担负主攻任务的第22团，在前沿阵地遭遇炮弹袭击，壮烈牺牲。

在战斗的岁月中，这样的指挥员千千万万，前仆后继。

这年夏天，滨海军区独立第3团奉命拔除敌新旺据点。当时，该团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曹吉亭同样接到命令，前往山东军区政治部工作。他也提出：“打完这一仗再走！”理由是：他掌握敌情，熟悉部队和地形，便于指挥。

战斗打响，曹吉亭率部突进村落纵深，激战中遭敌炸弹袭击，壮烈牺牲。

“打完这一仗再走！”黄甦、王麓水、曹吉亭以及千千万万作出相同抉择的革命先烈，倒在了黎明前夜。

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抵达莒县蟠龙山革命烈士陵园时，恰逢雨后初晴。记者看到，当地群众为曹吉亭修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

塔上，写着这样几句题词：“后者我辈，继承向前。不到胜利，绝不中断。”

那个年代，许多伤病指挥员不愿坐担架——

为了胜利，人人甘于吃苦

记者赶到直罗镇东边吴家台高地时，乌云密布，即将下雨。这里曾是中央军委暨红一方面军总指挥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在这里指挥了直罗镇战役。

窑洞外，山雨欲来，宛若91年前那个冬天，一支刚刚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队伍，面临生死考验——

敌人来了！东北军5个师，浩浩荡荡几万人，天上还有6架飞机嗡嗡轰鸣，配合作战的还有胡宗南的中央军和横行西北的“马家军”，总兵力接近十万。

黑云压城，大兵压境。毛泽东把烟头往地上一摁，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再跑了，必须打一仗，把东北军打疼、打怕，我们才能在陕北真正站住脚！”

窑洞里，一众战将求战心切，其中包括红一军团第13团团长陈赓。

此时，陈赓腿部受伤未愈，走路一瘸一拐。军团参谋长左权劝说他：“你就别去了。部队我来带，你安心去后方。”

陈赓一听这话不乐意了，他眼睛一瞪，拐杖往地上一戳，坚决不走。左权劝不动，便退了一步，要给陈赓配马。陈赓还是摇头：“指挥打仗哪能骑在马上？看不清地形，也靠不近战士。”

无奈，左权只得嘱咐：“马上落实一副担架，从现在起，担架不要离开他前后。”

部队从吴起镇隐蔽开进，沿途要插过甘泉、鄜县的敌人据点。13团担任军团警戒掩护任务，战斗还没打响，陈赓就得比别人多走不少路——大部队没出发前，他得派出官兵沿途搜索警戒；等大部队过去，他又得折回来，沿途检查收哨。

长途奔波，陈赓的腿变得更跛了，拄的棍子一撑都发弯，可他坚决不坐担架。只在战事最紧要关头，部队急行军他实在跟不上时，才坐一小会。

陈赓为什么不愿坐担架？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当时担架属于稀缺物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每个团卫生队仅编制4副制式担架。陈赓要把担架留给战士，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其实，陈赓一直都需要担架。1927年会昌之战，他左腿连中三弹，膝盖肌腱被打断，胫骨留下永久性创伤；1932年鄂豫皖胡山寨战斗中，右膝受伤……可他硬是靠着双腿，走完了长征。

直罗镇战前隐蔽开进阶段，军团配给左权的战马，他极少骑乘。沿途遇到行军掉队、腿脚肿痛的伤病战士，他多次把马匹让给伤员，自己拄着木棍翻山越岭勘察行军路线、预设伏击阵地。有人劝他：“参谋长要统筹指挥，需要保存体力。”左权则回应：“指挥员的体力，不能建立在战士吃苦之上。”

不愿坐担架，在那一代我军指挥员中，比比皆是。

走出草地前夕，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李贞怀孕早产，而且身患伤寒持续高热。战友专门制作担架准备抬着她行军，她却再三推辞，硬撑着跟随部队前行。直到病情危重、众人强行劝说，才短暂躺上担架。病情稍有好转，又立刻要求下担架。

梵净山间，任弼时患上疟疾，时冷时热、高烧不退、全身浮肿，还坚持拄着一根木棍徒步行军。战士们扎好担架请他躺下，他摇摇头说“不用”，战士们追上去再次请求，他仍坚持“不用”……

为了胜利，人人甘于吃苦。担架是空的，但官兵的心越来越齐。

直罗镇战役打响，红军像一把尖刀直插敌纵深，一举打掉敌指挥中枢，又干净利落地把前来增援的一个团吃掉。

直罗镇大捷，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

那个年代，许多指挥员把亲生骨肉交给老乡抚养——

为了胜利，愧对自己的儿女

从直罗镇出发，记者赶赴湖北孝感大悟县新城镇。在村子深处一间简陋的老屋前，见到刚干完农活回来的高保国。

记者很难将眼前这个面庞黝黑、白发苍苍的庄稼汉，跟开国大将徐海东的外孙联系到一起。

“我对外公的了解，大多来自母亲。”高保国口中的母亲，正是徐海东的大女儿徐文金。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徐文金被藏在老乡家里，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

1951年春节，徐文金赴大连与父亲相见。别离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徐文金欲言又止，心里反复盘算一件事：她想找份工作留在城市里，多陪陪父亲。

谁知，女儿的话刚出口，就被父亲拒绝了：“现在刚刚解放，政府的负担还很重。农村有田种，有房子住，你与乡亲们一起种田有什么不好呢？”

1970年3月，徐海东病重，徐文金再次见到卧床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徐海东潸然泪下：“孩子，你受苦了，爸爸对不起你啊！”

送别了父亲，徐文金又回到新城镇。终其一生，大将的女儿仍是农村户籍。

或许，在新城镇的老屋里，徐文金一生无数次问过自己：“父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新城镇，连着直罗镇，连着一段我军历史上著名的佳话——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中央红军缺衣少粮、经费极度紧张。此时，毛泽东想到了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派人前来借款2500大洋。

当时，红十五军团经费同样拮据，但徐海东决定：拿出5000大洋支援中央，自留2000保障部队最低生存。部下有顾虑，他明确表态：“对党中央不能做守财奴！”

对革命事业如此慷慨的徐海东，为什么对自己的女儿如此“苛刻”？

答案，写在那一代将帅的自觉选择中——为了胜利，他们把亲生骨肉交给老乡抚养；为了永远胜利，他们终生保持着共产党人克己奉公的本色。

如果列一张清单，细数参加过直罗镇战役的我军指挥员，在此后的戎马倥偬中，把子女留在乡下的，不乏其人——

罗荣桓元帅，直罗镇战役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39年率部进入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将刚出生的儿子托付给鲁南山区的一户老乡抚养。他一生都反复叮嘱子女：“永远不能忘记，是根据地的老百姓用高粱煎饼和地瓜养活了你们。”

韦杰中将，直罗镇战役时任红十五军团75师223团参谋长。在太行山区的反“扫荡”岁月中，把女儿托付给河北涉县东达村的老乡。多年后，韦杰带着长大的女儿回到东达村，让孩子对着当年的土屋深深鞠躬。他说：“没有老百姓，就没有你们这些革命者的后代，人民的恩情，比太行山还重！”

……

直罗镇、直罗镇，说不尽的直罗镇！

一次胜利，并非永远的胜利。直罗镇，以红军长征“最后一战”发生地而永载史册，也召唤着我们这支走过千辛万苦、千山万水的胜利之师，永远保持革命先辈舍生忘我的胜战追求，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采访得到陈天宇、楚思安、张建宸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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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先辈“三舍”树丰碑

循着参加直罗镇战役将帅的历史足迹，记者一路寻访。革命先辈为了胜利舍弃生命、舍弃特权乃至舍弃子女的故事，一次次叩击着我们的心扉。

先辈“三舍”，精神要义在于舍生忘我去追求胜利。习主席强调：“坚持身教胜于言教，各级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过硬作风和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军队是要打仗的，军队党员领导干部带头以身作则，首先要在全身心投入备战打仗上作表率，像革命先辈那样“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只有这样，才能感召和带动更多官兵，经受住新征程上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座座军营，感悟我军领导干部襟怀坦白的优良传统——

“无话不可对党说”

■解放军报记者  王越

陆军某旅组织党员骨干重温入党誓词（资料照片）。齐康乐摄

苍松叠翠，微风轻拂。

秋日，记者走进粟裕同志纪念馆看到，展柜内陈列着一份他在1933年12月28日亲笔填写的“党员登记表”。

历经90余载，字迹清晰如昨——

“父母兄弟职业”一栏写着“小地主”；“家庭经济状况”一栏写着“有田肆佰余担，都是收租的，家人收租剥削为生”；“加入过其他政治团体没有？何时何地加入和退出？”一栏写着“1926年在常德经党许可加入过国民党，1927年马日事变后，即退出”；“是否受过党内处分”一栏写着“受警告一次”……

“无话不可对党说！”连日来，记者一路踏访革命旧址和座座军营，感悟革命先辈真诚的告白、坦荡的胸襟，了解各级领导干部在深化政治整训中围绕“说实情、建诤言、敢斗争”进行反思辨析的心路历程。

“高级干部敢讲真话，说到底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战争胜利负责”

一路驱车，记者来到陆军某团，恰逢该团召开党委议战议训会。

会上，该团陈团长真诚地说：“我要感谢黎副团长，多亏他去年给我‘泼冷水’，否则就没有今天的成绩！”

原来，该团相继列装多型新装备。去年的一次会议上，陈团长提出“当年列装、当年形成战斗力”的目标，没想到黎副团长提出不同意见。

“新装备形成战斗力有客观规律，没有半年以上数据积累和测试，强行赶进度、定目标，是不妥当的。”黎副团长建议，将形成战斗力的节点往后推迟，多出的时间重点用于官兵操作训练和装备测试。

“对于指挥员来说，敢讲真话，就是对胜利负责！”陈团长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对此充分肯定，“作为领导干部，发现问题就要及时讲出来！”

那段时间，陈团长正在准备一堂“讲实话、干实事、求实效”专题教育课。课堂上，他讲了开国大将黄克诚的一个故事——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克诚敏锐意识到，蒋介石假意和谈，内战已不可避免。当时，我军根据地分散，战略回旋余地小。此时苏联红军已出兵东北，国民党军主力远在大西南。“机不可失！”黄克诚第一时间请求华中局向中央发电，建议我军抢占东北，创建一个连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

意见被华中局否决后，黄克诚又以个人名义向党中央建议，往东北至少派5万人，最好派10万人北上。

他的这些想法与党中央的考虑不谋而合。党中央果断决策，确立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从各解放区抽调11万部队和2万名干部进军东北。

大军浩浩荡荡挺进东北，其中就有黄克诚。然而，不到一年，黄克诚再次“直言上书”，这次是建议撤退。

1946年4月，国民党集结兵力猛攻四平，我军损失惨重。紧急关头，并未直接参战的黄克诚连续建议我军立即从四平撤退，直至向中央发报。

后来，我军主力顺利转移至松花江以北地区，避免了被合围歼灭的风险，进而保住了北满和东、西满大部分根据地。

两次建议，一进一撤；耿耿丹心，可昭日月！黄克诚一生，明确提出不同意见大概有10次。后来证明，这些意见都是正确的。

“像黄克诚同志这样敢讲真话、大胆建言的高级干部，当年还有很多。粟裕同志建议华野主力暂不过江，在江北打大歼灭战，为淮海战役的胜利立了第一功！”

“还有韩先楚将军连续建议提前发起解放海南岛战役，把握住了朝鲜战争爆发前我军解放海南岛转瞬即逝的‘战略窗口’……”

仰望我军一代战将群星灿烂的历史天空，不少官兵感慨：“高级干部敢讲真话，说到底是对党的事业负责、对战争胜利负责。如果担心‘因言吃亏’而‘三缄其口’，就是不负责、不担当、不忠诚。”

教育讨论中，该团将“害怕得罪人，宁可不说话”的“老好人”心态、“报喜得喜，报忧得忧”的惯性思维逐一摆上桌面辨析批评，引导大家敞开胸襟、彼此坦诚。

前不久，在该团《新装备战斗力生成规划表》牵引下，多型新装备完成首飞首射任务，如期形成战斗力。

“缺了一块奖牌，补上一个党性‘缺口’，值得”

天山北麓，记者在新疆军区某部史馆看到，一块块奖牌整齐陈列，唯独空缺了一个位置。

“那原本是我们为‘依法治军先进单位’留出的位置。”该部一名领导介绍，去年，他们全面从严抓部队建设，上级党委认可，本级自评优秀，官兵普遍满意。但就在军区即将组织“依法治军先进单位”评选时，他们发现一名干部前期在高原驻训期间，违规处置营区废旧物品。

“只是普通的违纪问题，建议等评选结束我们再上报……”党委会上，众说纷纭。该部党委王书记没有急于表态，而是谈起陈云同志的文章《党员对党要忠实》。

这篇短文，背后有一段故事——

1940年3月，两名知识分子新党员从党的学校毕业前夕，主动找到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坦白自己入党时隐瞒的问题。

第一名党员主动说明了3件没有向党报告过的事，虽然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都未填在入党志愿书上；第二名党员则是曾经为了“饭碗”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但既未开过会，也未领过党证。

对此，陈云认为，他们能把隐瞒的事讲出来，总算向党讲了实话，同时批评说，“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共产党内不允许有对党言行不一致的党员，不允许任何党员对党讲一句假话”。

“请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真的将这件事暂缓上报，那就是对组织有所隐瞒。”王书记话锋一转，“这和我们在案例通报中看到的那些面对组织不愿说实话、不敢报实情、不肯交实底等错误行为，又有什么区别呢？”

在王书记引导下，大家形成共识：“对党讲真话，必须敢于直面个人存在的问题，如实报告自己的失误和错误。”

“不讲真话、隐瞒实情，不仅自身会受到纪律处理，战时还会吞下失败的苦果！”讨论中，该部另一名领导向大家分享了一个反面教材——

1948年11月，黄百韬兵团在碾庄一带被华东野战军包围。蒋介石立即命令邱清泉、李弥兵团前往解救，并派杜聿明飞赴徐州，负责具体的作战指挥。

从局部看，历经多日激战，双方均无大的进展，国民党军却吹嘘成惊天动地的“潘塘镇大捷”。

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发给蒋介石的电报内容更为“浮夸”：“国军是在极不利的态势下，遵总统钧旨，东援碾庄，血战潘塘镇。该役一举打垮共军5个主力纵队的猖狂进攻，致使徐东共军全线崩溃……”为营造胜利氛围，刘峙还勒令徐、蚌等大城市各单位张灯结彩、鸣放鞭炮、张贴传单，征集前线“慰劳品”。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军从未过度宣传，反而通过此战成功吸引国民党军主力，并于数天后全歼黄百韬兵团，为淮海战役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自上而下虚报战果，使得国民党高层的决策建立在虚假信息之上，加速了崩溃。”这名领导直指要害，“一支自己‘忽悠’自己的军队，不打自倒！”

“缺了一块奖牌，补上一个党性‘缺口’，值得！”后来，该部如实上报情况，党委一班人敢讲真话、敢报实情的作风，受到各级好评。

“不争功、不诿过，才能对党讲真话、报实情”

豫西某地，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读书交流活动。

晚上7点半，记者走进该旅会议室看到，一名旅领导手捧《陈毅军事文选》登台，向大家介绍陈毅同志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野战军司令员时期，曾写过的一封“检讨信”——

1946年10月，在泗县战斗和淮阴保卫战接连失利后，陈毅致信山东野战军第八师师长何以祥、政委丁秋生等部属，坦诚检讨指挥失误，明确承认自己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先打强敌，即不应打泗县；二个是不坚决守淮阴……”

“陈毅同志直言，仗没打好，并非部队或参谋不行，而是他决策失误。”发言中，这名旅领导向官兵介绍了当时的战况。

泗县之战，守敌为国民党桂系战斗力较强的“钢七军”第172师，作战地形三面环水且正值雨季，我军实际攻城兵力远少于原本计划的22个团，最终伤亡惨重却未能取胜。

淮阴之战，国民党整编第74师等部突袭，我军未能及时有效组织防御，导致淮阴、淮安相继失守，华东战场陷入被动。

战斗失利，陈毅勇于承担主要责任。当时，不仅第八师领导，所有看到陈毅这封信的同志，无不被他严于责己的精神所感动，上上下下的消极情绪一扫而空。此后，我军接连在宿北、鲁南、莱芜、孟良崮等地打了几场大胜仗，迅速扭转整个战局。

“当时，泗县和淮阴两战失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绝非陈毅一人的责任。但他一不埋怨、二不推诿，而是主动检讨、坦诚自责。”回顾这段历史，官兵衷心敬佩，“领导干部只有不争功、不诿过，才能对党讲真话、报实情。”

一席话，让记者回想起在该旅采访期间，从强军网首页看到的一则故事——

去年，该旅党委提出：要精准对接基层需求，办好暖心事。后因各类大项任务交织并行，个别事项未能按计划推进。临近年终，一班人专门就此事向官兵致歉检讨，主动讲清原因并明确完成时限，获得官兵理解和点赞。

对此，一名旅领导坦言：“对党讲真话，不是‘要求我说我就说’，更不是‘说一部分留一部分’，而是‘无话不可对党说、无事不可对党言’，该承担的，哪怕不是全责也要扛；该说的，哪怕自损权威也要说。”

“要涵养‘一辈子敢讲真话’的勇气和底气！”深化政治整训中，该旅领导组织官兵认真查摆反思以往的心理顾虑：主动自曝短板或失误，担心会被上级认为“能力不足”，成为考核晋升的“减分项”；主动讲问题、主动揽责任，担心可能会被问责受处分……

“‘无话不可对党说’，不是写在纪律条文里的要求，而是刻在骨子里的觉悟。”这名领导有感而发，“讲真话，从来不是权衡利弊后的被迫选择，而是共产党员襟怀坦白的本能担当。越是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越容易失去组织信任；越是坦坦荡荡交实底，越能赢得官兵真心。”

记者采访结束离开该旅时，党委一班人此前承诺的事项已全部办结，涉及基层利益的大部分问题也得到有效解决，官兵训练热情持续高涨。

（采访得到马耀辉、刘扬、马骊龙、程致远、盖潇帅、章越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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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当好讲真话的表率

习主席在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强调，军队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好讲真话的表率，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营造说实情、建诤言、敢斗争的浓厚氛围。

敢不敢讲真话，考验的不仅是胆量勇气，更是党性修养。我们党一路走来，经历无数艰险磨难，没有被任何困难压垮，没有被任何敌人打倒，靠的就是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忠诚和老实紧密相连。党员领导干部只有坚持“无话不可对党说、无事不可对党言”，才能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永葆襟怀坦荡、表里如一的政治品格。

记者追寻“七一勋章”获得者中的六位战斗英雄，感悟他们的毕生坚守——

英雄的抉择

■解放军报记者  彭冰洁

“上甘岭特功八连”组织宣誓仪式（资料照片）。陈立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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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生辉，勋章闪耀。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主席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在给坐着轮椅的王於昌颁授勋章时，习主席亲切俯下身，紧紧握住他的双手。

迄今为止，“七一勋章”获得者中，有6位我军战斗英雄。他们是：王於昌、王占山、孙景坤、柴云振、郭瑞祥、陈红军。枪林弹雨中，他们是刺向敌人的尖刀；功成身退后，他们像深埋大地的基石……

以身许国，此生无憾；深藏功名，此心无悔。穿过岁月长河，记者走近他们、追寻他们，感悟他们铭记一生的坚守。

生与死的抉择——

两处伤疤，见证信仰

空降兵某部军史馆中，上百名新战士围拢在一起，凝视“七一勋章”获得者柴云振荣获的特等功和“一级战斗英雄”奖章。

在抗美援朝朴达峰阻击战中，面对敌人的疯狂进攻，8连7班班长柴云振带领仅剩的3名战士反击，连续夺回3个山头，歼敌200余人。

弹药耗尽，柴云振与敌人展开肉搏，右手食指被咬断，头部被石头砸破。此战，他一人歼敌百余。

时隔75年，英雄事迹依然让人热血沸腾。记者在展陈材料中注意到一行小字：“柴云振17岁被国民党抓壮丁当伙夫，因不堪虐待，两次逃跑两次被抓回。”

一个在国民党军队想方设法逃跑的伙夫，为什么到人民军队后却不畏生死，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战斗英雄？

“老班长多次回老连队，讲起身上的两处伤疤。一处是在朴达峰战斗中，被敌人砸的；一处是他当国民党的兵时，被营长打的。”“上甘岭特功八连”政治指导员田肯打开一段视频，只见柴老指着腰上的伤疤动情回忆：“我当伙夫时，一次送饭上阵地，只是迟到了一小会儿，国民党军一个营长就朝我腰上狠狠砍了三扁担。而在我们党领导的军队里，凡事都讲平等，平时在一个锅里搅大勺，打起仗来干部战士一起冲锋，官兵之间亲如兄弟。”

“其实，老英雄身上的伤疤，大大小小有24处。可是，老英雄对这两处伤疤记得最清楚。因为这两处伤疤，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意义，也让他明白，什么样的军队值得托付性命，什么样的信仰值得交付一生。”田指导员告诉记者，柴老生前还曾经反复讲起几件他忘不了的“小事”——

1948年刚加入人民军队，指导员得知他已患湿疹很久，让班长四处找来草药，细心帮他擦洗，直到他康复痊愈。

追击路上，军长秦基伟一边帮战士扛机枪，一边给大家鼓劲：“同志们加油追呀，我多扛一支枪，还比你们多了一把年纪，我不停下，你们就决不能停下！”

他最忘不了的，是1949年那个冬夜，冲天的炮火和满天的繁星交相辉映，一面鲜红的党旗缓缓铺开，他满怀激情地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去向何方？在九死一生的炮火硝烟中，无数像柴云振一样的战士，在一次次血火淬炼中，找到了一生奋斗的方向——“听党话、跟党走”。

信仰，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生死关头作出的本能选择。

王占山19岁入党时，仪式现场连党旗都没有，但党一直在他心中。在金城反击战中，他带队坚守两个高地4天4夜，打退敌人38次进攻，全身留下38个弹孔。昏迷后醒来第一句话就问：“我没有把阵地弄丢吧？”

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胜利，忠诚于党、舍生忘死的英雄，何止万千。

在这6位“七一勋章”获得者中，33岁的陈红军是年龄最小的。获得勋章时，他已经牺牲在喀喇昆仑高原。生前，他曾经在书中一段话下面重重地画了一条线：“党把自己放在什么岗位上，就要在什么岗位上建功立业。”战斗最激烈时，他冲在前面高喊：“党员干部跟我顶在最前面，义务兵往后靠！”

军功章上的那颗红星，戴在每一名军人的军帽上。历经风雨磨洗，红星依然闪烁，提醒每一个凝望它的人：你坚守什么样的信仰，就活出什么样的人生。

名与利的抉择——

一个算盘，厘清人生

在安徽萧县家里，王於昌让妻子打开珍藏多年的樟木箱子，部队合影、绿色军装、授勋奖章……一件件物品，记录着这位老人不平凡的过往。

1963年11月，江西上饶，在王於昌和战友默契操作下，一枚导弹直刺苍穹，将U-2高空侦察机精准击落，中国地空导弹部队在世界防空史上炸响一声惊雷。

惊雷有声，铸就惊雷的战士却在和平年代转身，选择了后半辈子的无声。1973年，37岁的王於昌脱下军装，被安置到县百货公司当营业员。这一干，就是20多年。

初来乍到，有同事嘀咕：“‘四个口袋’的部队干部，怎么回来当了工人？”王於昌从不解释，把19年的军旅荣光锁进木箱，并给自己立下3条规矩：不泄露部队机密，不炫耀功劳，不向组织提要求。

昔日托举国之重器的双手，拿起了生疏的算盘和量尺。量布、卷布、撕布、算账……凭着在军旅磨砺的韧劲，王於昌从一个连珠算都不会的“门外汉”，很快练成了“快手神算”，当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走进王老不算宽敞的卧室，一个掉漆的老算盘摆放在醒目位置。

“父亲极其自律，对我们姐弟三人更是严格。”小儿子王其民回忆，父亲从未因私事向组织提过任何要求，更不允许家人、亲戚和朋友以他的名义“沾光”。

“王老的工资比一些年轻人还低，为啥？每次调级评优，他都让给别人。”老同事陈军忍不住鸣不平。王於昌却淡淡一笑：“不能吃亏，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有人劝他：你不图名不图利，总得替子女做点什么。他却把那个算盘摆在卧室最显眼的地方，对孩子们说：“人生的算盘要算大账，别总算小账；不要总觉得亏了，要多问自己给社会做了什么。”

一“大”一“小”间，尽显共产党人的选择与追求——个人功名得失是小账，为人民服务才是大账。

算清这笔大账的，何止王於昌一人。

仲夏，走进“七一勋章”获得者孙景坤的家乡——辽宁丹东金山镇，只见沃野良田，绿水青山。乡亲们说，这离不开老队长的辛苦付出。

老队长正是孙景坤。1955年，他主动放弃留在城市的机会回到家乡，将功名锁进箱底。

“党叫干啥就干啥。”回村第三天，孙景坤就拿起农具参加劳动，成为生产一队的队长。几十年间，他带领乡亲栽种树木13万棵，甚至把自家的40亩地分给了外省来的5个贫困户。

直到抗美援朝纪念馆征集文物，他捐献全部立功证书，人们才知道他就是上甘岭战役中的大英雄。孙景坤说：“我的荣誉，来自党和人民的培养和关爱，理应归还给党和人民。”

守住一天秘密不难，难的是一守就是大半辈子；不计一次得失不难，难的是一生都淡泊名利。

特等功臣柴云振因重伤被辗转送回国内治疗，伤愈后隐姓埋名回乡务农33载，才被老部队找到。面对赫赫战功，他却说：“我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那些牺牲的战友。”

2019年，萧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开展信息采集，83岁的王於昌取出尘封半生的军功证明。共事了几十年的老同事、住了半辈子的邻居，甚至他的儿女，才第一次完整知晓他那段守护祖国长空的峥嵘岁月。有人夸他是大功臣，王於昌连连摆手：“我不是什么大功臣，在部队受了近20年教育，我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听到这话，不少群众说：这些功勋模范党员把赫赫战功锁进箱底，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刻进骨子。共产党人的“大账”，他们一分一毫，算得清清楚楚。

公与私的抉择——

一条家规，述说承诺

当记者来到郭瑞祥家中，眼前简朴的景象令人印象深刻——

书桌、大衣柜、沙发，都是40多年前他手工做的，如今油漆剥落，斑斑驳驳；墙角的缝纫机已经传了4代，女儿现在还经常用它做针线活……

很难想象，这样一间简朴的屋子，主人竟然是一名“七一勋章”获得者。郭瑞祥16岁投身革命，17岁入党，这位从战火中走来的百岁老兵，离休前是都匀军分区副政委。

“父亲节俭了一辈子，总对我们说，‘永远不要给党和国家添麻烦’。”儿子郭江告诉记者。

这条“家规”，源自郭瑞祥和母亲的一个约定。当年，他在一线战斗，母亲和妻子在后方救伤员、纳鞋底、送物资。新中国成立后，他收到母亲的家书：“全国解放了，仗也打完了，我身体有病，也该回家种地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你在部队好好干，我们的生命是党给的，自己的事要自己扛。”

郭瑞祥始终牢记母亲的嘱托，也这样教育子女。

1999年，郭江夫妻双双下岗，按规定可以申请照顾，老父亲却坚决不让：“国家面临困难，自己的事要自己扛，你们要用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最终，两口子白手起家开了一家五金建材店，每天天不亮卸货，天黑透了才关门。

女儿郭惠丽复员后才知道，她所在部队的军长曾是父亲的老部下。对这层关系，郭瑞祥只字未提。

“我们兄妹中，有5人参军，没一个当官的。”一次，她跟父亲打趣。没想到父亲表情严肃地反问：“当兵就非得当官？”

郭瑞祥6个儿女从未得到过父亲特殊关照，都在普通岗位工作到退休。

一条家规，划出了公与私的界限：公权姓公，一丝一毫不能私用；亲情再重，也重不过对党的承诺。

这不是郭瑞祥一个人的选择——

当年，柴云振拿着500公斤粮票的复员费回到岳池乡下，把粮票全部分给了揭不开锅的乡亲，自家却喝盐开水吃野菜。

当年，王占山当了团长，配了吉普车，却还是跟战士一起走路。离休后，他成了出名的“抠门”老头——买菜专挑隔夜的、打蔫的，甚至还捡人家掰下来的菜帮子。地方企业重金邀约他出席活动，被他一概回绝。

当年，王於昌在地方负责人事工作期间，再亲近的朋友、领导家属，也不破例照顾。组织想调他去重要部门，职工们挽留：“老王为人公道，这岗位他干，我们最放心。”他留下了，一直干到退休。退休金因此少了许多，他从未后悔。

年年如流水，夕阳如流金。今天，老英雄们有的已经离世，有的已经进入人生的暮年。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歌声中，他们还会时常擦拭一枚枚奖章勋章，像在擦拭自己的初心。

记者手记

抉择之中见党性

当年，今天……我们随手在电脑上敲出这两个词，是那样的轻松、简单。然而，从当年到今天，却是功勋模范党员们无声坚守的漫漫岁月、人生长路。在那些日子里、在这条长路上，他们遇到的抉择何其多、何其难！

抉择，从来都是检验灵魂的试金石。战场上的抉择，关乎生死；名利面前的抉择，考验本色；公私之间的抉择，丈量境界。抉择之中见党性、见风骨、见担当。今天，军队领导干部面临的名利干扰、物质诱惑更多，唯有不断铸牢理想信念、锤炼坚强党性，在政治站位上登高望远，在严守纪律上敬畏笃行，在作风形象上率先垂范，才能永葆初心、永葆纯洁、永葆光荣。

记者追寻“导弹司令”杨业功的心路历程，感悟英模成长背后的榜样力量——

永远坚守“气节阵地”

■解放军报记者 徐小龙 朱柏妍

火箭军某部官兵在杨业功铜像前，聆听老司令员的初心故事（资料照片）。宣泽辉摄

初秋，黄山脚下松涛如吟。

坐落于苍翠之间的杨业功纪念馆，静静地诉说着这位共和国将军的清廉人生。

2004年7月，“导弹司令”杨业功走完了他的生命旅程，被追授“忠诚履行使命的模范指挥员”荣誉称号、“一级英雄模范勋章”，成为全军挂像英模中唯一一位作战部队高级领导干部。

杨业功一生坚守着两个阵地：一个是为国仗剑的导弹阵地，一个是清正廉洁的“气节阵地”。从军40余载，他用生命兑现了入党时的誓言——“任何时候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勤勤恳恳，老老实实，艰苦奋斗，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以至生命。”

松有根，水有源。记者循着杨业功的足迹，踏访座座红色场馆，从党史军史中感悟英模成长背后的榜样力量：一代代革命先驱、人民公仆的廉洁坚守，在杨业功灵魂深处烙下深刻印记。

两个条幅成就一样人生

“新官上任，第一件事做什么？”火箭军某基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育课一结束，官兵便带着这个问题走进杨业功纪念馆。

杨业功，曾任这个基地的司令员。旧居门楣上，一个条幅给出了他的答案：“携礼莫入”！

刚任旅长那天，没有推杯换盏、锣鼓喧天，杨业功平静地在纸上写下这4个大字，将其端端正正贴在家门口。

“自从这4个字贴上去，没有一个送礼的人能跨过那道门槛。”杨业功纪念馆讲解员姚翠莹介绍，曾有包工头不信邪，提着厚礼想求通融，杨业功当场把人轰走。

4个大字铁画银钩，立起一道不可逾越的铁规。一路追寻，记者在杨业功出生地湖北省应城市杨岭镇十里之外的一个镇上，看到了另一个广为传颂的条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是爱国民主人士李范一，怀着敬佩之情写给陶铸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共湖北省工委派遣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陶铸，在应城县汤池镇创办“湖北省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训练班”，培训抗日骨干。

“这个训练班的创办初衷之一就是为了反对腐败，培养一批‘有觉悟、有才干、不贪墨’的干部。”在汤池训练班旧址，鄂中革命烈士纪念馆馆长黄志军告诉记者。

李范一，当时是训练班发起人之一，对陶铸这个共产党年轻干部将信将疑——他在国民党营垒里见过太多嘴上喊抗日、实则争权夺利的人。当看到陶铸身患肺病、经常咯血，却坚持带病给学员讲课、组织军事训练，和学员过着同样艰苦朴素的生活时，他深受感动，亲笔题写了这句话，贴在陶铸宿舍的墙上。

“那时候村里的老人纳着鞋底，嘴里讲的都是汤池的事。”在杨岭镇蔡杨村，83岁的杨大爷回忆，当年，就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一名司务长和一名连长分别因贪污5块银元和6元钱被严肃处理。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不准迎送；不准请客；不准送礼。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

这些事，杨业功耳熟能详。但真正的信仰，从来不只写在纸上。在他的人生轨迹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同样的行为准则——

履职之初，他告诫家人“不许干预他的工作、不许享受任何特权、不许收受任何钱财和好处”；病危之际，他又一再强调“不管手术能否成功，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找医院的麻烦；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来看望；家属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受礼品和现金”。

两辈共产党人，两代革命军人，立下了如出一辙的约定。

“笔墨易落，风骨难守。杨业功那扇贴着‘携礼莫入’条幅的家门，正是一道坚守气节的闸门！”杨业功纪念馆馆长罗勇感慨，这种气节，来源于我们党用制度奠基、人民军队用鲜血淬炼的红色基因。杨业功浸润其中，又将其播撒在了导弹部队驻守的崇山峻岭间。

前不久，火箭军某旅组织任务出征仪式，官兵们再次步履铿锵地穿过“创业门”——

这座门的原型，是杨业功当年率集训骨干搭建的。数十年来，一代代官兵从这里走向戈壁密林，盘马弯弓，剑指苍穹。

一方热土孕育两代楷模

骄阳似火，火箭军某旅新兵入营仪式上，数百名新兵伫立在导弹发射架下，聆听老司令员杨业功的初心故事。

将军用了30多年的搪瓷碗、睡了30年的木箱床、穿了18年的腈纶衣……让许多年轻的战士陷入沉思——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何以如此安于清贫？

目光掠过群山，答案藏在历史深处。这里，曾是方志敏率北上抗日先遣队血战到底的地方。风过松林，松涛阵阵，像是在低声吟诵那震撼人心的绝笔——《清贫》。

1935年1月29日清晨，怀玉山朔风砭骨。最先发现方志敏的两名国民党军士兵，认出他是被“赏洋八万”的共产党大官，以为能发一笔横财。结果，彻底搜身后，只找到一块旧怀表和一支自来水笔。

当时的闽浙赣苏区，虽然处在敌人严密封锁之中，方志敏却带领军民创造了“红色经济奇迹”——仅在1931年至1933年间，便累计向党中央和中央苏区输送黄金2000余两、白银48箱。作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他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笔巨款。

然而，被捕后的自述中，他清点的个人财产，仅仅是“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

这种极致反差，在半个多世纪后，深深烙印在杨业功心头。在这片热土工作的20余年里，他勘察阵地的身影，常常与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战壕不期而遇。

从导弹旅旅长到基地司令员，杨业功经手的经费同样数以亿计。然而，2003年11月他在病床上写成的最后一篇述职报告里，清晰记录着这样的账目：“我的月收入3000多元，家庭月收入6000多元，总存款额年年上升……”他将自己家定义为“较高水平的小康家庭”。

“较高水平”“小康家庭”，这些字眼清晰表明将军对工薪的满足、对待遇的知足。然而，当人们走进杨业功纪念馆，还是有很多“没想到”——

那只用了30多年的搪瓷碗，碗口豁牙，釉面布满细密的裂纹；那张用4只旧军用木箱拼成的双人床，漆皮剥落，边缘被岁月磨得发白；那件腈纶衣，两颗纽扣一颗新换、一颗掉落，静静诉说着主人简朴的一生。

巨款过手不取毫厘，清白人生自有底线。亲弟弟想在部队谋个差事，好话说尽，杨业功没有点头；父亲住院，杨业功收起医药费发票，生怕有人瞒着他找部队报销：“我父亲不是军人，不该享受的待遇决不能享受。”

方志敏在狱中用生命诠释了何为贫穷、何为富有，杨业功则用一句话，道出一名优秀领导干部跨越时空的心灵共鸣：“我没有很多钱，但我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

一个榜样淬砺一颗初心

“七一”前夕，火箭军某旅广场，百余名机关干部面向杨业功青铜雕像列队肃立，重温入党誓词。

党旗鲜艳，誓词铿锵，一如1966年2月，21岁的杨业功在党旗前举拳宣誓入党的瞬间。

就在杨业功入党的时候，新华社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传遍神州。杨业功纪念馆讲解员指着展柜里一份泛黄的入党申请书说：“那晚，或许在祖国西北的某个导弹阵地上，年轻的杨业功就在昏黄的灯光下读着这篇通讯。一颗名为‘公仆’的种子，深深嵌进了这位新党员滚烫的心。”

记者在纪念馆看到，一本封面破损、纸页泛黄的书籍《焦裕禄》，已被他翻得烂了皮、毛了边。

翻开展读，焦裕禄的故事映入眼帘——

儿子报自己是“焦书记儿子”，没买票就进入剧场。焦裕禄第二天拽着儿子去补了两毛钱票款，并在之后亲手立下《干部十不准》，其中明确：谁看戏谁拿钱，谁吃喝谁拿粮。

三伏天下乡调研干渴难忍，在路边吃了老乡几个瓜，老乡不肯收钱，焦裕禄硬让随行干部把钱送去，坚守住“不占群众一点便宜”的底线……

这些故事，杨业功读了无数遍；那颗种子，在他军旅人生中生根发芽，长成了参天大树。

记者一路追寻，两个细节被人们反复提起——

杨业功曾花60元钱买回一件“地摊货”夹克，有人说“没档次”，他却反问：“领导干部为啥非得穿名牌？”

一次出差，他坚决不超标准入住套间。工作人员说：“会务安排，不花咱的钱。”他反问：“花谁的钱不是人民的钱？”

不为富贵走贪路，甘守清贫养廉名。

杨业功走上某基地司令员岗位后，肩上担子重若千钧，他开始更深入地思考“如何掌权、如何用权”。据当时班子成员回忆，杨业功在任期间，每年研究调整干部众多，过手审批经费数额巨大，他始终践行“掌权为公”，不徇私情。

闲暇之余，杨业功仿刘禹锡的《陋室铭》创作了一篇《公仆铭》，用毛笔在宣纸上郑重写下对焦裕禄的敬仰——

“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斯是公仆，惟吾德馨……兰考焦裕禄，西藏孔繁森，群众云：奉献精神。”

一次党委会上，杨业功谈及一名干部拎着礼物想谋求提升的事，余怒未消：“平时跑官买官，战时岂能不贪生怕死？”一席话，在班子成员心中引起强烈震撼。基地党委当即决定：任何人跑官买官，一经发现立即取消提拔资格。

焦裕禄的精神品格，在杨业功身上化作了坚实的行动，他被官兵誉为“军中焦裕禄”。2014年，原第二炮兵部队号召党员干部“远学焦裕禄、近学杨业功”。

“杨业功同志的感人事迹，生动具体地回答了党员领导干部如何对待权力、对待金钱、对待享受和各种诱惑等重大现实问题。”《共产党人的旗帜——“军中焦裕禄”杨业功》的作者周国才说。

据统计，杨业功纪念馆建成以来，军地参观者达数百万之多，其中不乏领导干部。“不能一边赞叹杨业功的搪瓷碗，一边舍不得放下手中的‘金饭碗’。”曾连续38天采访杨业功事迹的周国才说，“真正学习英模，从来不是对着雕像鞠躬，而是对着灵魂叩问。”

深化政治整训中，火箭军某旅领导告诫党员干部：“老旅长之所以令人敬仰，就在于他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把陶铸、方志敏、焦裕禄等前辈用生命守住的那条线，拉到了导弹部队发射架下，像守护阵地一样守住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

（采访得到罗勇、孙波、汪俊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

追寻“导弹司令”杨业功的人生轨迹，一个问题始终萦绕在记者心头：领导干部应该怎样学习榜样？

习主席曾动情地说：“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这番心语，道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学习榜样，不仅要高山仰止，还要见贤思齐、起而行之，把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真真切切地装在心中、实实在在地化为行动。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高级干部带头恢复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就要像杨业功那样，把革命前辈作为榜样装在心中，追寻他们、学习他们、效仿他们、成为他们，进而感召和带领官兵以榜样精神为指引，让新风正气在部队更加充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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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第七十五集团军某红军旅，感悟人民军队代代相传的传统本色——

“半截皮带”的时代叩问

■解放军报记者  陈典宏  杨晓敏

“牛皮腰带三尺长，草地荒原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熟分外香……”前不久，第75集团军某红军旅礼堂，红色舞台剧《半截皮带显忠诚》上演。

歌声穿越时空，峥嵘岁月重现——

90年前，该旅四连前身红四方面军274团8连第3次过草地，陷入断粮困境，14岁小战士周广才拿出缴获的牛皮腰带，与战友分食一半后，攥紧剩下的半截，眼含热泪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把它留作纪念吧，带着它去延安见毛主席。”

2016年1月5日，习主席视察原第13集团军，听到“半截皮带”的故事，深有感触地说：“这就是信仰的力量，就是‘铁心跟党走’的生动写照。”

90年过去，“高原寒，炊断粮”的艰苦岁月早已远去。然而，我们该如何防止精神上的“断粮”，守住共产党人的本色根脉？

连日来，记者深入这支流淌着红军血脉的英雄部队，感悟人民军队代代相传的传统本色。

一名少年的坚守和一支军队的底色——

在饥寒中读懂什么是信仰

夏日，蜀地巴中草木葱茏。

清晨薄雾中，记者跟随该旅“红色寻根小分队”前往周广才的家乡。途中，一条当年红军运粮时走过的小径狭窄陡峭，碎石嶙峋，旁边是深不见底的山涧。

“父亲13岁入伍，当了红军。”走进四川省平昌县兰草镇五枝村周家老房子，周广才的儿子周国平指着院中苍劲挺拔的罗汉松说，这是曾祖父栽种的，父亲当年离家前曾在树下久久驻足。

周国平的讲述将记者的思绪带回到那段风雪交加的长征路——

“父亲常说，他能走出草地，多亏了战友谷汗成。”长征路上粮食奇缺、天寒地冻，谷汗成将自己的干粮送给了年少的周广才，夜里还把仅有的半条被单盖在他身上。

在周国平看来，父亲念叨了一辈子老战友，更是把红军那种万众一心、百折不挠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执着保持了一生。

长征路上，很多红军官兵倒在了风雪与战火中，周广才所在连队出发时120人，胜利抵达陕北时只剩25人。

倒下的是身躯，挺立的是信仰；逝去的是生命，不变的是忠诚。

“无论面对怎样的艰难险阻，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始终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周国平介绍，革命胜利后，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职位变了、环境变了，但红军本色半分没丢。老家的亲友多次找上门，想托他办私事，全被婉言拒绝；手握权力，他从不占公家一分便宜；住房窄小、家具简陋，一生过得简朴清贫。周国平说：“在父亲心里，跟党走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忠诚于党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生的行动。”

听完连队老前辈周广才的感人故事，随行的四连指导员高阳想起旅政委结合深化政治整训给官兵授课时讲的一个故事——

1930年，周鸿乐找到阔别数年的哥哥、时任红八军第四师一团团长周玉成，红着眼眶说：家里穷得把水田、茅屋都变卖了，一家几口挤住在牛棚里。哥哥能否接济？

周玉成此时正保管着一笔财物——1928年入党时，他主动报告自己在战场上缴获了5两多金叶子，并承诺严守组织嘱托：待革命急需时再拿出来。

当时，周玉成把个人多年省吃俭用积攒的银圆都给了弟弟，而那些金叶子却分毫未动。1934年组织经费紧张，他将其全部上交。

“信仰是什么？是宁愿饿着肚子也要留下半截皮带去见毛主席的信念，是看着家人受苦也绝不动公款的定力！”一路寻根，一路聆听，高阳感慨，“铁心跟党走，是看清了这支队伍为穷人打天下之后的自觉追随；矢志守初心，是经历了生死考验、利益诱惑之后的坚定抉择。”

如今，这份传承跨越时空，早已融入这支红军部队的血脉——

部队调整改革期间，不少官兵刚在驻地安家，接到移防命令二话不说，打起背包就出发。有的战士马上就要结婚，毅然推迟婚期随队出征。

接令不到一个月完成整编，整编不到一个月完成转隶，转隶不到一个月完成千里移防……考验面前，官兵用实际行动生动诠释了什么是永远听党话、坚定跟党走。

从“吃饭照镜子”到“管住一张嘴”——

警惕思想上看不见的“裂缝”

清晨7点半，营区食堂。

新战士陈夏韩来到取餐台，习惯性地看了一眼“按需取餐”的提示牌，舀了一勺青菜又倒出半勺。

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几个月前，他还花钱大手大脚，洗漱时不关水龙头，离开学习室不关灯。被班长提醒，他却不以为意：“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在乎那点水电费？”

指导员没有批评他，而是带他走进荣誉室，讲述了一个故事——

延安时期，一些为追求革命理想来到延安的城市青年，到饭馆点很多菜，经常没吃多少就扔掉，陈云同志由此提出“吃饭要照镜子”：不仅要把饭菜吃完，还要用馒头擦干净盘底的油渍，让干净的盘子能照见自己。

“绝不能糟蹋农民的血汗，陈云同志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每次吃完饭，碗里不留一粒米，盘底的剩汤也要喝掉。”讲完这个故事，指导员又提到一个历史细节——

1947年底，陕甘宁边区粮食供给困难，彭德怀同志要求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接济百姓。开饭前，他必先问：“我今天的一两粮食省下来了没有？”得到肯定答复后，他才开始吃饭。

“为什么老一辈要这样做？”指导员说，今天对“长流水”“长明灯”视而不见的人，明天就可能对挪用侵占公家财物心安理得。

“节俭不是守穷，是守心；清廉不是吃亏，是护身。思想防线的失守，从来都是一点一点被侵蚀的。今天浪费食堂的一碗米饭，明天就可能在报销单上做手脚。小洞不补，大洞吃苦，这是深化政治整训必须讲透的逻辑！”该旅纪委书记给官兵上党课时一语点破要害。

“大坝的坍塌，往往是从小小的裂缝开始的。”这名纪委书记举了一个例子：某单位一名领导干部，最初觉得用公车办私事、报销几张私人发票没多大事，最终一步步滑向贪污受贿的深渊。

听到这里，陈夏韩心里咯噔一下——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曾经觉得“无所谓”的那几滴水、几度电，正是思想堤坝上的“裂缝”。

“勤俭不是抠门，是建军之本；节约不是小事，是作风之基。”心灵的震动，带来行动上的变化：食堂管理上，炊事班精准核算就餐人数，推行“少量多次”取餐，将萝卜皮、青菜边角料腌制成开胃小菜，让食材物尽其用；训练保障上，党委机关组建“修旧利废小组”，带头修补磨损的装具、器材，坚持“能修不换、循环使用”，节省了大量物资、经费……

该旅每月都会定期组织官兵吃“红军饭”。深化政治整训中，这个传统课目有了更深的意涵。

细细咀嚼中，官兵感悟该旅领导说的话：“从小事做起，从节约一粒米做起，心中常想‘吃饭要照镜子’，常问‘自己每天节约一两粮了没有’——做到这些，思想防线就筑牢了。”

一颗螺丝钉的“新生”告诉我们什么——

把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

修理车间里，二级上士李挺猛从一堆报废变速箱里找出一颗生锈的螺丝，打磨后重新使用。他的工作台上，摆满了各种修复的零件。

“一颗普通螺丝，到外面买需要几毛钱，翻新再利用能节约成本。”他说，当年，先辈们没有钢材，就捡废铁；没有炸药，就用土法熬硝。现在条件好了，但自力更生的传统不能丢。

李挺猛心里有个榜样——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深化政治整训中，该旅领导上党课时重点讲了他的故事。

组建一个军种，需要的物资何其浩瀚？然而，当年先辈们的抉择，远非我们今天可以想象。1949年，刘亚楼受命组建空军，当时国家百废待兴。他明确提出，“时刻照顾到国家整个财政经济困难的情况，作预算、作计划宁小勿大”“必须照顾到广大陆军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空军在物质生活方面一定不能突出”，强调要以“一厘钱”的精神建设好空军，一颗螺丝钉、一滴油都要省，不准随意挥霍。

作为司令员，刘亚楼更是以身作则，明确反对“房子越住越宽敞，汽车越坐越讲究”的庸俗作风。他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身边工作人员向管理局申请了一辆“大红旗”轿车接机，被他严肃批评。毛主席看到他袖子上有补丁，建议他做件新衣服。他表示，衣服补一补还能穿，没有必要浪费钱做新的。去世后，他的遗物里，就有一条补了又补的毛裤。

“今天，一些领导干部觉得吃点喝点是小事。试想，一个连嘴都管不住的领导干部，怎么可能管得住签字的笔？”该旅领导联系当下，语重心长地说，深化政治整训为什么反复强调“勤俭朴素，反对奢靡”？因为物质的追求一旦上去了，精神的追求就下来了。管不住嘴，就管不住手；管不住手，就守不住底线。

强军新征程上，节约每一分钱，汇聚起来就是一笔大账。一次，一名旅领导建议新建一座高标准训练场馆，预算较高。党委会会议上，这个方案被直接否决。随后，他们改造老旧训练场，增设城市攻防、山地渗透等典型场景。节约下来的经费，重点投向无人作战、电子对抗等新域新质战斗力建设领域。

今天，国家“钱袋子”鼓了，国防预算“总盘子”大了，但一分一厘都不能虚掷浪费。深化政治整训中，该旅领导反复告诫官兵：越是承平日久，越要警惕享乐主义对战斗力的侵蚀。勤俭节约，淬炼的是“持家”的本领、清廉的定力。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军队，必须要懂得把钱花在什么地方。

深夜，训练专修室仍然亮着灯，官兵正在加练无人机操作技能。这些专修室，正是旅里用节省出来的经费修建的。

“守住了‘半截皮带’里的那份纯粹，就守住了人民军队百战不殆的元气，也守住了每名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底气。”该旅领导说。

（采访得到李琦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多想想“高原寒，炊断粮”

每当唱起《长征组歌》，“高原寒，炊断粮”这6个字，都会让我们想起我军历史上那段最艰难的岁月。这支曾经走过雪山草地的队伍，在远离饥寒之后，又该怎样在新征程上汲取精神的营养？

今天，深入推进政治整训，就是从本色上回归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警惕物质条件充足了，精神世界却贫乏了。只有时刻不忘“高原寒，炊断粮”，始终牢记“勤俭朴素，力戒奢靡”，我们这支军队才能永葆纯洁光荣，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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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追寻开国大将陈赓的足迹，感悟高级指挥员为将之道——

“你一直在路上”

■解放军报记者  奉云鹤

“你一直在路上……我多想变得和你一样……”

炎炎夏日，国防科技大学陈赓广场，即将毕业的学员们在与陈赓大将雕像合影留念时，一齐唱起这首歌。

雕像巍然矗立，将军阔步前行。学员们说：这是陈赓大将一生的写照——他始终热情地奔忙着，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如今，距离陈赓大将逝世已过去65年了。这位在革命岁月数次力挽狂澜、令敌闻风丧胆的开国大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独特的品质？是什么原因让今天的军校学子仍时常想起他、渴望成为他？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军政基础教育学院在陈赓广场组织主题党日活动。补璨灿 摄

伤残的双腿，走过万水千山

6月3日清晨，记者登门拜访陈赓之女陈知进。

门开的瞬间，记者心头一颤，恍惚间竟似见到陈赓大将本人——年逾古稀、身形消瘦的老人，那双眼睛酷似父亲，神采奕奕。

“我们对父亲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加深的。”陈赓逝世时，陈知进才11岁，还读不懂父亲波澜壮阔的一生。她说：“父亲很少和我们讲战争经历，讲得比较详细的，是东征时救蒋介石和后来蒋介石劝降他的那段往事。”

那是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一次战役中，总指挥蒋介石遭敌包围。黄埔军校毕业后担任连长的陈赓，背着双腿发软的蒋介石脱离了险境。

蒋介石对陈赓甚是欣赏，将他调作侍从参谋：出门紧随其后，住所随意出入，很多人都说：“陈赓就要飞黄腾达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陈赓却向蒋介石递交了“辞职书”。

“父亲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他曾用轻蔑的口气，给我们讲他所识破的蒋介石反动本质，还痛骂过出卖灵魂的叛徒顾顺章。”陈知进说。

多年后再见蒋介石，陈赓从“座上客”变成了“阶下囚”。1933年，因叛徒出卖，陈赓不幸被捕。敌人将他押解到南昌，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许以“前敌总指挥”和“南京卫戍司令”的官衔。陈赓大义凛然，怒斥蒋介石：“我决不做你们的官。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吧！”

陈知进的脑海里，始终有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父亲曾安排子女们去过他当年遭受囚禁的监狱旧址。森严阴冷的地牢、水牢，令人毛骨悚然。父亲在狱中一次次高唱《国际歌》的故事，教育影响了他们一生。

7月1日，记者同陈知进前往陈赓在北京的旧居——灵境胡同41号。经年历久，陈赓在此生活的痕迹已难寻觅。翻开一本厚重的老相册，记者看到了一张鲜为人知的照片。照片里是陈赓那双布满战伤的腿——左腿胫骨中段隆起，肌肉扭曲变形；腿外侧有3处创痕，那是子弹穿透腿骨后留下的印记。

1927年，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后随部队南下征战时，左腿3次中弹，鲜血直流，无法行动。眼看敌人步步逼近，他急中生智脱下军衣，屏住呼吸装死，这才逃过一劫。

1949年5月22日，陈赓率部解放南昌。走进父亲的旧书房，陈知进从一个行李箱里取出一摞“战地日记”。记者翻开其中一本标有“1949”的黑色硬壳本，了解到陈赓当日的心境：“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者站不住……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

数十年的戎马生涯，陈赓拖着伤残的双腿，走过漫漫长征路，从土地革命战争一路征战至抗美援朝，其中考验又何止是这“前三次”？

“我难以想象他是怎么走过来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革命事业，早就超越了自我……”陈知进说。

善战的脚步，跨越胜利门槛

电视剧《亮剑》中有这样一幕：气急败坏的日军，在装甲车上用中文写着“专打386旅独立团”几个大字。

这并非虚构。在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沁源战役等战斗中，八路军第129师386旅总是出其不意、以少胜多，累计歼敌数万人，令日军既痛恨又忌惮。

指挥这一系列战斗的386旅旅长，正是陈赓。

长征期间率领的“干部团”，是专打硬仗的“开路尖刀”；抗战期间率领的386旅、太岳纵队，是威震华北的“敌后利刃”；解放战争期间率领的“陈谢兵团”，是决胜中原的“机动铁拳”……为何无论担负何种作战任务，陈赓指挥的部队总能打出赫赫威名？

记者带着这样的疑问，专程探访坐落于湖南湘乡的陈赓故居。故居内的生平陈列馆，无声诉说着陈赓卓越的军事指挥本领。

在“善打伏击战”专题展览区中，记者注意到1938年1月美国驻华使馆参赞卡尔逊的一句评语：386旅为“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巧合的是，国民党军也曾有一支自诩为“天下第一旅”的部队。更巧的是，该旅整编前为第一师，曾任第一师师长的胡宗南，正是陈赓在黄埔军校的老同学。

1946年，胡宗南率“天下第一旅”等精锐部队进犯太岳解放区，欲与老同学一决高下，结局让他脸面丢尽——他引以为傲的这支“劲旅”，最终被全歼。

“天下第一旅”并非“软柿子”。该旅装备全是美械，军中老兵多，部队战斗力强，指挥官的军衔也普遍高一级：旅长黄正诚是中将，下辖两个团，团长均为少将。

打仗即打将。在此次战役中担任临时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的史怀璧，曾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陈赓指挥作战的艺术》，文中写道：“他派出许多精干可靠的侦察员，把敌人的行程、辎重调查清楚……陈赓将军算好了敌人要在某日宿营大阳……并将每个团从哪个方向哪条路进行包围均作了具体部署。”

高超的指挥艺术，永远建立在对战争的充分准备之上。反观国民党军，被俘的黄正诚依旧不清醒：“你们的打法很怪。按道理你们应该打两翼中的一翼，我们第一旅在中间，你们却打了我们……”

将无勇，则三军不锐；将无谋，则三军大倾。

战后，当陈赓的部下周希汉见到黄正诚时，黄正诚执意要见陈赓本人。周希汉当即回道：“杀鸡焉用牛刀？捉你，我周希汉足矣！”这位从担任386旅作战股股长起就跟随陈赓征战的战将，一生曾毙擒61名敌将。

记者联系到当年活捉黄正诚的战斗英雄时来亮。他曾在周希汉麾下战斗，如今已是99岁高龄，居住在江西南昌某干休所。谈起陈赓和周希汉，老人敬佩地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陈司令员带出来的人，没有一个拖泥带水的，都是一群猛将。当年，我还只是个战士，不懂什么战术，但跟着他们去打仗，心里很有底气！”

此次战役中，陈赓派出的3个主力旅旅长分别为周希汉、李成芳、陈康，都是跟随陈赓作战多年的战将，1955年均被授予中将军衔。

他们的身上，都有陈赓的影子。陈赓的身后，是一群闪耀的将星。

蒋介石曾问过他的手下：同是黄埔出身，为什么国民党没有一个打得赢陈赓？他的部将集体沉默。

得一良将，胜于百万雄兵。陈知进说，她曾听闻国民党高级将领余汉谋在台湾临终前讲过一句话：“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陈赓那样的人都到共产党那儿去了。”

炽热的丹心，带出雄壮方阵

湘江之滨，暑气蒸腾；滔滔江水，奔流向东。

记者来到国防科技大学，仿佛触摸到国防前沿科技强劲跳动的脉搏。

采访期间，记者的目光被一套卫星设备吸引。设备上，一把表面略有磨损的家用卷尺被充当天线，与周边精密的高端装备显得格格不入。

这是该校自主研制的世界首颗单板纳星“天拓一号”卫星实物。时任总设计师赵勇介绍：“传统天线价格昂贵。我们经过不断验证，发现卷尺材质完全符合要求，节约了数十万的研制经费。”

采访多位该校师生，记者感到，“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敢想前人未想过的事”，似乎是他们共同的品质。该校校史馆负责人罗有敢说：“当年陈赓大将创建这所学校时，就为我们树立了敢闯‘无人区’的榜样。”

“创业是艰难的，但是革命的一切都是从无到有的……我要是办不好军事工程学院，誓不为人！”1952年，陈赓受命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时立下的誓言，如今镌刻在该校校史馆“陈赓办学治校”展区。

一无校舍、二无教材、三无师资、四无设备……这些难题，都被陈赓带领师生逐一攻克——仅过了1年，“哈军工”便拔地而起。

远离硝烟的岁月，那双伤残的腿仍不停歇，那颗因受过电刑而脆弱的心脏，仍在壮怀激烈地跳动。

1957年12月，陈赓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陷入昏迷，醒来后的第一句话就问起为“两弹”事业输送人才一事。两年后，陈赓第二次突发心肌梗塞，但仍时时牵挂国防尖端事业。陈知进说，父亲因为胸口常常疼痛，工作时不停地用手抚摸胸口，日子一长，衬衣都被磨破了一片。

记者在国防科技大学校史馆里，看到陈赓向中央军委呈报的《关于调整军事工程学院任务的报告》影印件。那一次，他提出“尖端集中、常规分散”的思路，从“哈军工”分出部分专业和师资力量，新建多所军事院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国防科技人才需求；调整后的“哈军工”，主要培养尖端技术研究设计人才，重点为“两弹”事业提供人才支撑。

记者发现，这份报告呈报时间为1959年11月，距离陈赓出院还不到半年……

走进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记者参观了“人才森林现象”展馆。该学院由1959年设立的导弹工程系发展而来，目前已培养出10多名院士。展馆内展示的科技创新成果，有不少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今天，‘哈军工’最初的五大系在全国遍地开花，成为众多军地院校的‘根’。目前学校的几个学院，多数是当年新设立的专业系发展而来，至今还在为航天、电子对抗等关键领域输送科研人才。”罗有敢感慨道，“将军看得多么遥远啊！”

那双深邃的目光看到了遥远的今天，仿佛也看到了生命的终点。陈赓故居里，一幅陈赓与家人的最后合影下方，印着这样一段文字：“我的时间可能不多了，让我多做些工作吧。告诉中央保健局，不要把我管得太严了！”

1961年3月15日，陈赓病情再次发作，颓然倒地。就在前一天，他不顾手脚冰凉，还伏案撰写《作战经验总结》，才刚刚写完《序言》部分：“现代作战，火力发展，原子、导弹等新武器杀伤力大……我们的国防工业和科学技术还不很发达，尖端尚未突破，对付导弹的防空体系还没有解决……”

第二天，陈赓离世，年仅58岁。这颗将星，为了革命事业，释放了全部能量。

“慈云桂”“宋文骢”“林俊德”……今天，在国防科技大学陈赓广场周围，铭刻数十名院士姓名的雕塑默然肃立，犹如威武雄壮的方阵。

明澈的阳光下，一群学员向教学楼走来，将军的目光凝视着他们，仿佛在诉说当年的嘱托：“你们是被寄予厚望的……”

（采访得到张照星、张超、刘卓、受保顺、俞玲萍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因为无私，所以不朽

陈毅元帅曾评价陈赓：“陈赓像一个玻璃杯，从里到外都是清楚的、透明的”“陈赓是一块磁铁，风趣幽默，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起革命”“陈赓是我们党的一门炮。可惜现在我们这种炮少了一些，希望能有更多的这样的炮”……记者采访时，陈知进说：“要做到这三点，首先要做到无私。”

因为无私，所以不朽。无私，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也是大国战将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唯有无私，方能以纯粹信念直面生死考验、战火考验、利益考验；唯有无私，方能将毕生热忱倾注于强国兴军的征程。

身上千钧重担，身后千军万马。在战争形态深刻变革的今天，新时代大国战将应胸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一丝不苟钻研战争，一门心思准备战争，一腔热血投身战场。这是革命先辈给历史留下的样子，也是新时代大国战将应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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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党史军史馆和英模部队，感悟我军指挥员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

头雁奋飞群雁随

■解放军报记者 郭丰宽

夏日，陆军某旅组织编队飞行训练。解放军报特约记者 石芝鹏 摄

夏日清晨，北京，红山脚下，阳光透过国防大学校史馆的窗棂，静静地照射在那面国家领导人和开国将帅图片墙上。

细数图片墙上的数十位将帅，记者发现，他们都是曾在国防大学前身——抗日军政大学授过课的教员或听过课的学员。

回望他们的人生轨迹：大将曾在元帅麾下纵横驰骋，上将皆由元帅、大将亲手带出，中将、少将亦复如是。

连日来，记者探访一座座党史军史馆和一支支英模部队，仰望一代战将群星灿烂的星空，清晰看到革命战争年代我军高级干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上级走在前面，下级紧紧跟随，一级带着一级干，一级跟着一级学，成就了一个浩浩荡荡的长空雁阵，志同道合、结阵翱翔，头接尾衔、比翼奋飞。

心中长明一盏灯

夏日，华北平原，第82集团军某旅对抗演练激战正酣。

“命你部在无依托条件下，开辟一条可供重装部队通行的纵深通道。”面对这个困难重重的任务，该旅官兵三天两夜连续穿越“染毒地带”、强渡急流险滩，甚至在车辆抛锚的情况下，靠肩扛手抬，硬是将装备运上高地，开辟通路。

演练结束登高望远，距离演兵场不远的平原尽头，就是徐向前元帅与陈赓大将指挥该旅前身部队战斗过的地方。

该旅至今还流传着“一盏灯”的故事——

1931年，鄂豫皖苏区。一天夜晚，一盏昏黄的油灯下，两名红军指挥员在促膝长谈。当时，红四方面军陷入危局，担任师长的陈赓因腿部重伤需赴上海治疗。临行前夜，他敲开徐向前的门，建议这名同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的老同学寻找机会脱离险境。

“作为总指挥，我不能走！”徐向前选择了留下。

油灯如豆，关键时刻却如熔炉淬炼。危急关头，徐向前凭借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和在部队中的威望，最终带领部队走出险境，完成战略转移。

那一夜，那盏灯，成为陈赓心中的精神火种。

1933年，陈赓在上海被捕。蒋介石亲自出面劝降，许诺只要归顺，任选一个师长让他当。面对高官厚禄的诱惑，陈赓态度坚决：“我决不出卖我们的党，决不投降！”

蒋介石无奈，又搬来同为黄埔同学的胡宗南等人前来“感化”陈赓。这些旧日同窗，一个个官高爵显、“功成名就”，一个个军装笔挺、将星闪耀、马靴锃亮，但陈赓视若浮云，丝毫不为所动。

这些人，哪里是陈赓心中的榜样？他的心中，亮着那盏灯！

这盏灯，映照着陈赓的抉择，也映照着他的部属。

距离该旅驻地不远，太行山逶迤雄峙。这里的高山峡谷间，也曾留下陈赓的足迹。他担任129师386旅旅长时，参谋长是被誉为“军中赵子龙”的周希汉。

1940年，百团大战烽火正炽。一天，陈赓把周希汉叫到指挥部，下达了一道近乎残酷的军令：“攻榆社，你带一个团去。3天拿不下，提头来见！”周希汉毫不迟疑：“服从命令！”

战场上，周希汉身先士卒，一度被炮火震晕，醒来继续冲锋。战后总结会上，陈赓说：“我要的就是这种敢把命交到组织手里的干部！”

这盏灯，从太行山脉，照到万里海疆。

1952年3月，周希汉调任海军参谋长。当时正值新中国海军初创，他立下“累死也不做‘外行人’”的誓言，将能找到的俄文资料全部翻了个遍，书房的灯经常通宵达旦亮着……靠着这股拼劲，他很快实现了从陆军猛将到海军战将的蜕变——

参与指挥击沉国民党“太平”号护卫舰的战斗，在解放一江山岛战役中负责海军参战兵力协同；主持研制核潜艇和导弹驱逐舰等尖端工程，率先建议在海军机关和高级军官中举办导弹装备技术讲座，亲自邀请钱学森前来讲课，开风气之先……

这盏灯，照亮了前辈的足迹，也辉映着后辈的征程。

前不久，该旅驻训期间突遇强降雨，人员装备转移途中，一辆重型运输车在过漫水桥时熄火，随时可能被冲走。危急关头，指挥员率先跳入齐腰深的洪水，用身体抵住车辆，战士们见状，纷纷加入救援行列……

深化政治整训中，该旅将这些历史与现实故事搬上教育课堂，启发官兵从“忠诚源头”汲取信仰之力，确保“那盏灯”在每一名官兵心中长明不熄。

耳边常响一道令

齐鲁大地，热浪翻滚，铁甲轰鸣。

陆军某合成旅指挥方舱内，年轻的参谋们指尖飞舞，精准计算火力参数；演兵场上，突击分队动若风发，直插“敌”心脏……

从驻地北上不远，就是该旅的前身——粟裕大将麾下“叶王陶”英雄部队在孟良崮歼灭国民党整编74师的地方。

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华野六纵司令员王必成因涟水之战失利，急于想“正面强攻”报仇雪恨。时任华野副司令员粟裕指着画在一张纸上的古地图，语重心长地问王必成：“你看，马谡是如何失守街亭的？”

王必成悚然一惊，收敛急躁冒进的脾性，踏踏实实跟着粟裕深入研究“围点打援”战术。随后，王必成指挥六纵如尖刀般直插孟良崮，第一个冲上山顶。

长期跟随粟裕征战，王必成亲耳听这位老首长下过无数道命令，这些命令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打胜仗”！

“打胜仗！”这道令，是党中央、毛主席下达给每一名人民军队指挥员的。粟裕一生孜孜以求，把这道命令执行得坚定不移，又灵活机动，打了不少出神入化的“神仙仗”。

“打仗就是数学”，粟裕的精算作战理念，对王必成影响深远。淮海战役中，王必成命令54团团长万海峰，率部协同友邻部队阻击国民党邱清泉第2兵团东援。万海峰刚要表态，王必成就问：“你告诉我，你有没有3套预案？兵力怎么分？火力怎么配？”

这一问，让万海峰额头冒汗。他原想“一路猛冲”，没算这笔细账。王必成厉声说：“打仗不是赌命！要算账，算敌情、算地形、算弹药、算伤亡！”

这道令，是以“谋定后动”的方式下达的。随后，王必成带着万海峰对着地图推演多次，从行军序列到火力配置，甚至连预备指挥所位置都一一敲定。

那一仗，取得重大胜利。战后复盘，王必成对部下说：“记住，不论是主攻还是助攻，或是预备队，指挥员的脑子，就是部队的命。以后再打仗，我要看你的‘算盘’，不看你的‘决心书’。”

这段经历，成为万海峰日后“精细谋战”指挥风格的起点。抗美援朝战场上，已是志愿军第24军司令部炮兵主任的万海峰，没有照搬国内的大兵团打仗经验，而是创新“冷枪冷炮”奇袭战术。一次换防间隙，几十门火炮突然急袭，瞬间毙伤敌军1800余人。

“耳边常响一道令！作为新征程上的共和国军人，那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能够冲得上去。”今天，这支英雄部队将锻造制胜尖刀的追求融入深化政治整训全过程，时时以先辈为镜，照一照自己的心思偏没偏、“焦距”散没散。

上级把谋战当主业，部属就会把研战当专业。该旅党委告诫各级领导干部，决不能满脑子去想怎么钻营谋利，决不能嘴上喊着“明天就要打仗”，心中却不当回事、不以为然。去年以来，两名旅主官率先带头，引导营连干部琢磨攻坚制胜新战法，思战谋战在全旅蔚然成风。

脚下守住一条线

前段时间，第72集团军某合成旅营区服务社老板，拎着礼品敲开旅领导宿舍的门：“首长，感谢您平时的‘关照’。”

“你是依规经营，我们按章办事，何来‘关照’一说？”一句话，问得老板哑口无言，只得红着脸拎着礼品离开。

这份底气，缘于源远流长的红色血脉和一代代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的接力传承。

在该旅旅史陈列馆，旅政治工作部主任指着墙上刘伯承元帅的图片，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1947年，大别山区，刘伯承患了严重的胃病，发作时剧痛难忍，吃不下饭。医生叮嘱要喝白糖水调养，警卫员几经周折弄来一小罐，小心翼翼地端到他面前。

刘伯承摆摆手说：“前方的战士在流血，他们比我更需要营养。”说罢，他对一旁的纵队司令员杨勇说：“我们职务越高，越不能搞特殊。”

领导干部，脚下必须守住一条线！这番话，成为杨勇一生恪守的信条。

杨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妻子林彬常年骑自行车上下班，即使顺路也绝不搭公车。杨勇母亲去世后，他坚持丧事从简，强调“党员要带头破除旧俗”。他告诫子女，要“依靠自己生活，努力为党工作，不向组织提任何个人要求”。

上世纪80年代，杨勇肺癌已到晚期。医生要给他用从国外引进的昂贵特效药，他说：“那个药太贵了，不要再给我用了，把药留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杨勇将军去世后，张爱萍将军曾在缅怀他的诗词中写道：“五十年来同战场，长征路上情难忘。痛思三军失良将，留得正气铁骨香。”

脚下守住一条线，代代坚守，辈辈相随。

吕鸿，曾是杨勇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团长兼政委期间的秘书，学兵队唯一的大学生，后来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有亲戚央求他协调调拨一些稀缺物资，吕鸿断然拒绝：公家的东西，一根针一条线都不能随意动！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深化政治整训中，该旅领导深刻反思感到：如果领导干部出现特权思想，认为“官当大了就可以享受特殊待遇”，就会从根本上动摇涣散部队。我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所谓“特殊”，只能是特殊战场上的特殊担当，而不是特殊待遇上的特殊享受。

上级清正廉洁，下级才能纯洁干净。如今，这支英雄部队将这种作风融入红色血脉，把廉政课堂搬进旅史陈列馆、设到演训场。

连日来，记者蹲班住连，经常听到官兵重温老一辈革命家的廉洁故事。

“确保枪杆子始终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这就是新征程上官兵的心声！

（采访得到樊伟、洪大鹏、李建骄、梁志诚、张洋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打铁必须自身硬

习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党清醒认识到打铁必须自身硬，善于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这一重要指示，为我军深化政治整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走基层，寻根行。一个深层的规律浮现出来：革命战争年代，我军将帅凭借对信仰的绝对忠诚、对打仗的执着追求、对作风的极致锤炼，以自身为标杆，带出一批忠诚、干净、担当的铁血战将。表率是最好的动员，践行是最强的号令。深化政治整训，尤其需要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率先垂范，用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带动下级对标效仿，如此才能确保我军永远听党指挥、永固打赢优势、永葆纯洁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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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两弹一星”旧址和研究院所，感悟国防科研工作者的报国情怀——

写在祖国大地上的答卷

■解放军报记者  杜  娟

弱水河畔，春风料峭，风沙烈烈。

记者来到大漠深处“两弹一星”精神重要发祥地，在历史展览馆一角的玻璃柜里，3件大衣静静陈列——

聂荣臻元帅指挥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发射时身披的大衣，钱学森院士指导东风三号导弹首次发射时穿过的大衣，某基地首任司令员孙继先在戈壁滩上御寒的大衣。

3件陈旧的大衣，见证着新中国国防尖端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奠基之功，铭记着老一辈国防科研工作者赤心报国、不懈拼搏，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崇高品格。

时光流转，精神永恒。今天，新时代国防科研工作者在政治整训中，正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新业绩。

海军工程大学某科研团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胡淇柏摄

戈壁大漠，永远的丰碑在述说

长风掠过，松柏挺立。记者走进东风革命烈士陵园，这里长眠着700多位为国铸盾、以身许国的先辈创业者，也是聂荣臻和孙继先永久的“宿营地”。

90多年前，红一军团先遣队指挥员聂荣臻，命令营长孙继先带领勇士强渡大渡河，在生死关头为红军杀出一条生路。

几十年后，一群革命者把战场搬到了“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戈壁大漠。聂荣臻、孙继先带领第一代创业者，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硬是在不毛之地建起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

1960年11月，我国第一枚国产地地导弹“东风一号”腾空而起，人们称之为“争气弹”。当天，聂荣臻元帅激动地说：“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一枚争气弹，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

“长征的胜利，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两弹一星’的奇迹，是一点一滴干出来的。”一位老工程师动情地说，老一辈创业者没有惊天动地的口号，却把最厚重的政绩，写在祖国的丰碑上。

距陵园千里之外，是又一片为国铸剑的沃土。大漠深处，某基地展开武器装备效能检验评估。此次检验评估，武器种类多、试验环境差、测评难度大，吴高级工程师主动请缨，接下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他带领大家铆足了劲儿，不分昼夜，一干就是两个多月，从方案设计到仿真模拟，从样机研制到考核优化，先后攻克了6个重大基础科学问题、30多项关键技术，在广阔的任务区域内，构建起400多条测试通道，第一次拿到了极端条件下某型武器动态试验数据。

“我们的目标是占领前沿科技阵地，闯不过关、夺不下隘就是失职。”扎根大漠30年的吴高级工程师在动员会上的发言让人热血沸腾，“我们这支薪火相传的科研团队，除了胜利一无所求，为了胜利一无所惜！”

这片被风沙雕琢的土地，如今成为深化政治整训、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该基地科研团队成员有三分之二为“95后”，他们用青春热血诠释着“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近3年完成的工作量相当于过去十几年。

风吹过旷野，记者一路采访，放眼望去，当年建设者栽种的马兰花、红柳花等开得格外绚烂。这种不屈的、近乎燃烧的生命力，一如常年奋战在戈壁大漠的国防科研工作者——他们用绽放的生命，把青春和信仰深深镌刻在这片热土上。

渤海湾里，翻腾的浪花在述说

“我们开展装备试验鉴定，就是要紧盯打仗需求，从靶场走向战场”“绝不能把有问题的装备交给部队、送上战场，否则就是历史的罪人……”

不久前，一场以“践行‘三个负责’，提高为战服务贡献率”为主题的政绩观大讨论在海军某部展开。

记者走进试验厂房，“对战斗力生成负责、对参战将士生命负责、对战争胜利负责”，墙上3行大字映入眼帘。同行的该部领导说，他们始终把这一原则融入每一次试验鉴定任务中。

一次，某新型装备海上极限状态模拟测试，运行时长不到设计时长的十分之一就突然中断。生产厂家认为，这只是磨合期的小概率问题，调整参数就能恢复。

试验负责人、该部王工程师却当场拍板：坚决终止试验，彻底排查问题。“战场岂容小概率？今天放过一个小隐患，明天就可能付出血的代价！”他顶住压力，坚持拆解装备、逐项检测，最终发现了设计缺陷。

“事关战斗力建设，容不得一丝一毫的马虎。”王工程师身后是一张巨幅海图——旅顺口和威海卫共扼渤海咽喉，蜿蜒的海岸标记着近代中国的百年沧桑。

沿着这条承载着历史警示的海岸线，记者来到该部某军港码头，一艘艘以国家功勋科学家命名的舰艇整齐列阵，其中一艘名为“黄纬禄舰”的综合试验舰引起了记者注意。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严谨负责的科学精神，始终是新时代军队科研工作者的宝贵财富。”该部某研究所马工程师向记者娓娓讲述黄纬禄的故事。

一次导弹测试中，一个继电器偶尔出现异常。大家反复测试后，现象消失，便想就此放过。黄纬禄当场严肃制止：搞科研必须讲科学，不能出现大概、可能、也许、差不多，战场没有侥幸，“偶尔”也不能放过，必须坚决筑牢质量这条生命线！

如今，这种锱铢必较的严谨作风，依然是该部官兵的宝贵精神财富。深化政治整训以来，一场刀刃向内的试验鉴定领域整肃治理在该部纵深展开，他们对出现质量问题的武器装备果断叫停、责令整改，立起“保质量就是保打赢”的硬标尺。

“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武器装备必须硬实托底，决不允许在试验鉴定时掺水、在试验把关上放水、在试验数据中注水！”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该部教育激励科研人员切实担负起为国把关、为战砺剑的神圣职责。

“如今，试验鉴定理论方法不断发展，以数字智能为代表的试训技术手段加速迭代升级，但瞄准战场、为战负责的精神内核始终没有变。”该部某创新团队带头人孙所长对记者说。

平静的渤海上，又一次试验发射如期到来。某型导弹腾空而起，精准命中靶船，水面上翻腾起朵朵浪花，那是对这群“把关人”最高的褒奖。

大洋深处，静静的潜航在述说

深夜，两处灯火隔着山海遥遥相望。

江城武汉，海军工程大学某研究所内灯火通明，中国工程院院士何琳和团队人员围坐在一起，分析减振降噪技术的最新试验数据。

数千里外的大洋深处，早早隐蔽静默的某型潜艇开始缓缓潜航，指挥舱内紧张有序，一场夜间阵地伏击演练即将展开。

“潜艇，就是要藏得住、打得赢。每降低一分贝噪声，在水下战场就多一分打赢胜算、多一分制敌先机。”为了这句承诺，何琳和团队默默坚守了30余年。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潜艇减振降噪技术面临重重困境，装备发展受制于人。没有现成经验，没有参考资料，一切只能从零起步。

有人劝何琳：这项研究周期长、难度大，出成果不容易，不如选一些短平快的项目，不仅见效快，而且大家看得见。

何琳不为所动，他心里清楚：减振降噪是关乎潜艇水下作战力量生存与突防能力的核心命脉。他态度鲜明：再慢也要坚持到底，再难也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着眼长远，久久为功。何琳和团队一头扎进这片“无人区”，接连攻克数十项瓶颈难题，推动我国潜艇静音性能稳步跨越，把国之重器的核心技术牢牢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何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去年，该校鲁军勇又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越来越多的中青年科研骨干，接力扛起为国铸重器的重任。

从我国第一艘电磁弹射型航母福建舰入列，到新型察打一体无人机、无人僚机、舰载无人直升机集中亮相……这些年，我国国防科技以令世界瞩目的速度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这背后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一脉相承的责任与坚守。

校史馆里，记者看到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画面上，原海军工程学院院长姚树人，正和学生一起俯身调试试验溶液。他是我国第一滴高能火箭燃料的研制者，也是“两弹一星”研制任务的重要参与者。

1958年，29岁的姚树人参与卫星攻关工作小组，毅然扛起研制相关火箭燃料的重担。当时，国外技术封锁严密，国内一穷二白，没有设备、没有经验，一切全靠自己摸索。

试验环境极其危险，火箭燃料剧毒、易燃易爆。一次试验中，试管突然爆炸，飞溅的玻璃碎片深深嵌进姚树人的掌心，留下了永久的伤疤。凭着一股“为国争一口气”的韧劲，他带领团队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液体火箭推进剂，为“东方红”卫星升空奠定了基础。

长期接触剧毒化学品，严重损害了姚树人的健康。晚年，他罹患罕见血液病，备受折磨。他不顾病痛，把毕生所学与科研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科研人员，用一生播下“自主创新、为国奉献”的精神火种，培养出了一大批扎根海军装备一线、深耕国防科研领域的骨干人才。

深化政治整训中，姚树人等老一辈“两弹一星”科学家的感人故事成为生动教材，让年轻一代科研人员深受触动：“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长期过程。一些暂时不显山露水的‘潜绩’，却在为赢得未来夯实根基。”

采访结束时，该校谢研究员告诉记者，他们历时6年自主研发的某新型特种材料，最近正式投入使用，为我国海军装备现代化建设又增添了一块重要基石。

（采访得到刘国辉、任林、侯融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以我无名，铸国威名

寻根之夜，在戈壁仰望星空。银河如练，万古璀璨。

那一刻，我们更加明白：“两弹一星”科学家们为什么能深深扎根于此，因为他们心中有更广阔的星辰大海，有比个人生命更悠长的民族未来。

当前，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已进入倒计时。唯有持续弘扬老一辈国防科研工作者“以我无名，铸国威名”的正确政绩观，才能不断攻克新的难关、创造新的奇迹。新征程上，每一名国防科研工作者的“政绩”不在聚光灯下、领奖台上，而在大国长剑的铮鸣声中，在远征星辰的漫漫征途上，在人民安享和平与尊严的寻常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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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杨根思烈士故里和生前所在部队，感悟“三个不相信”精神的传承弘扬——

“英雄宣言”的铿锵回响

■解放军报记者  张科进  卢东方  张  茜

“杨根思连”官兵面向党旗宣誓。季鹏 摄

5月2日晚，“苏超”比赛现场，江苏泰州体育公园亮如白昼。

3名骑手高擎3面鲜红战旗纵马驰骋，瞬间将全场球迷热情点燃。旗面上，“三个不相信”的字样熠熠生辉——76年前的长津湖畔，泰州籍志愿军勇士杨根思用生命践行了这一英雄宣言。

泰州市的大街小巷，“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遍地开花，出现在广告牌上、大路两旁、餐桌台面……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习主席指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面对气焰嚣张的强大敌人，人民军队曾经发出了‘三个不相信’的英雄宣言：在革命战士面前，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76载岁月流转，英雄宣言为何历久弥新？为何从感动军营到感动社会？

带着追问，记者走进“特级英雄”杨根思烈士故里和生前所在部队，感悟“三个不相信”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英雄的一段真情告白发人深思——

“我这个战斗英雄，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杨根思烈士陵园，记者在两张泛黄的照片前驻足细看——

第一张照片，是一间低矮破败的茅草屋。杨根思的童年写满了辛酸：给地主放牛、到上海做童工、失去所有至亲……入伍后，班长曾问杨根思“想家吗”，他哽咽着回答“我没有家”。

第二张照片，是“华东一级人民英雄”全体功臣的合影。“爆破大王”杨根思胸戴红花，眼神坚毅地站在群英中。此时的杨根思，已在入党志愿书上郑重写下：“我这一辈子就交给党了。”

是什么，让一个无所寄托的“苦孩子”，迅速成长为一心跟党走的战斗英雄？

“饱受旧社会欺凌的杨根思，入伍时沉默寡言、十分敏感，对‘当官的’尤其心存戒备。”讲解员介绍，那时的杨根思想法很简单，“谁对我好，我就跟谁走”。

刚入伍时，班长吴春林见杨根思在训练中磨破了鞋、脚跟开裂，便把自己仅有的一双新鞋塞给了他。班长的真心关爱温暖了杨根思凄苦的心灵，他多少次含泪说：“新四军就是我的家！”

排长孙福生是一名老红军战士。在天目山第三次反顽战役中，他身负重伤仍坚持战斗。杨根思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班长对他好，他就跟着班长走；排长给他打了样，他就按照排长的样子做……在杨根思的“兵之初”，这些引路人的作用至关重要。

参观中，记者看到一张珍贵的照片。那是入朝作战前，匆匆追上队伍的杨根思与师机关领导的合影。照片上有6人，包括师政委、机关干事，来自基层连队的杨根思却站在正中间。

一图胜千言。若非照片上的文字标注，我们完全看不出他们的上下级关系。随行的人武部领导感慨：“当年就是这样，‘基层至上、士兵第一’不是喊在嘴上，而是生活中处处看得见。”

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归来，杨根思在汇报中倾吐肺腑之言：“我这个战斗英雄，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杨根思这个战斗英雄，是从英雄的人民军队成长起来的。”“班长、排长、指导员、营长、副团长、政委……他们都是杨根思的引路人。”听着参观者们的感慨，记者联想到一段往事——一次，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闲聊时好奇地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不假思索地说：“跟着走！”

简简单单三个字，蕴含着千言万语。包括邓小平在内，大多数革命者刚开始都是一路跟随、一路前行，走着走着便成了别人眼中的先行者、引路人。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要有当好榜样的责任感，必须信仰坚定、方向正确，否则就会把后面的人带歪了。”在第83集团军某旅“杨根思连”，连队干部这样理解榜样的责任。

李磊刚入伍时，军事考核成绩并不突出。在党员骨干的带动感召下，他誓言“不当孬种”，最终成长为修理骨干。南苏丹维和战场上，李磊面对生死考验挺身而出，不幸遭遇火箭弹袭击。牺牲前，李磊躺在班长怀中留下遗言：“班长，我这辈子就交给党了。”

这句话，与杨根思老连长写在入党志愿书里的话如出一辙！

从“一道光”到“一团火”——

“老连长用生命写下了最壮丽的‘战地通讯’”

多年前，记者曾赴“杨根思连”采访，硕士入伍的新战士郭孟祺当时有些迷茫，觉得“高学历”在基层派不上用场。这次重逢，郭孟祺已是排长。

“‘三个不相信’，真信真有用！”今昔对比，郭孟祺想起一件往事：当年，指导员带着他在“三个不相信”精神教育基地参加现地教学。

“那堂课，是从老连长的两句心里话开始的。”郭孟祺至今记忆犹新——

第一句话，是杨根思1944年加入新四军时，咬牙切齿说出来的：“什么人都欺辱我，什么人都不让我活着，逼得我走投无路。我呢，硬要活下去，要出这口气！”

第二句话，是杨根思1950年参加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时，在留言簿上写下的：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共同进步，为人民服务到底。

从“出口气”到“为人民服务”，两句心里话，见证了一名普通战士向战斗英雄的转变，也展现了我军思想改造与理论武装的强大力量。

郭孟祺介绍，杨根思进入军营时正值延安整风时期，部队的教育对他产生了强烈震撼——

新兵连教育课堂上，指导员组织战士们讲身世、倒苦水。杨根思听到其他战友的遭遇时震惊了，原来全班、全连的战士，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史，苦难并非他独有。

指导员趁热打铁找他谈心说，你报仇，找谁报？杀你全家的，是某某地主一个人吗？天底下又有多少像你一样的苦孩子？咱们这支队伍，不只为某一个人报仇，要为所有穷苦人翻身求解放。

“人民军队的使命、革命战士的责任，就像一道光，照亮了杨根思的初心。”郭孟祺告诉记者，杨根思从此便主动开启了他的“追光之旅”。

在“三个不相信”精神教育基地，记者清晰地看到杨根思是怎样把“一道光”变成“一团火”的——

杨根思的学习计划中，有一条格外醒目：“能读《论人民民主专政》。”他曾对战友们说：“千要紧，万要紧，读毛主席的书顶要紧！”杨根思入伍时文化程度很低，他主动和文书结对子，制订“每天要消灭15个生字”的学习计划，并让全连官兵监督。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在全师万人大会上，他被表彰为“文化学习标兵”。

教育基地里，还陈列着一张泛黄的证件，封皮上写着“人民日报通讯员聘请书”，内容为“兹聘请杨根思同志为本报通讯员”，落款为“人民日报编辑部”，时间是“一九五零年十月”。

“老连长用抱着炸药包冲向敌阵的壮举，践行了‘三个不相信’的誓言，用生命写下了一篇最壮丽的‘战地通讯’！”凝视这本聘书，郭孟祺感慨地说。

“看看杨根思，在战火纷飞、生死一线的年代，既要学习文化，又要钻研爆破杀敌，可他始终坚持读毛主席的书。”深化政治整训中，一名前来参观的军职领导反思，“越是高级领导干部，越要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以‘工作忙、任务重’为借口，把理论学习当成‘软指标’，就是思想生锈、腐化变质的前兆。”

“杨根思连”传人的自觉反思——

“遇到一些想不明白的事，就想想老连长”

在江苏泰兴采访时，听说“杨根思连”第18任连长翁海林退休在家，我们一路冒雨来到黄桥镇翁庄村。

得知记者来意，翁海林拉着我们的手激动地说，老连长对他影响大极了。每当遇到难迈过去的坎、想不明白的事，只要找老连长“聊聊”，他立刻便想明白了。

翁海林与杨根思同乡，是听着杨根思的故事参军入伍，来到“杨根思连”的。十几年军旅生涯，这位老兵上过战场，在比武中夺冠，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2次。1999年，所在部队编制体制调整，他服从组织安排转业回到地方。

说起一件往事，翁海林仍一脸愧色：当年转业，他从营级干部“降”为普通警员，直接领导年龄比他小不少。作为打过仗的“功臣”，他一时有些想不通。

那天，翁海林带上一束鲜花，冒雨走进杨根思烈士陵园。他至今记得，他在老连长的雕像前一站就是一上午，直到把问号拉直，把“委屈”熨平。

“遇到一些想不明白的事，就想想老连长，就知道当兵为什么，身后留什么！”直到今天，翁海林内心依然一片澄澈，“当官一阵子，做事一辈子。要比就比为党干了多少工作，而不是比当了多大官。”

走出陵园时，雨还没有停，但他脚步轻快了。调整心态后，翁海林刻苦钻研业务，迅速成长为办案的行家里手。

离开翁庄村，我们走进河失镇失迷巷。在一间简朴的房间里，见到了104岁的老兵陈祥官。老人躺在床上，意识已不太清醒，但提及杨根思，他仍很激动。旁人告诉我们，当年得知杨根思牺牲，老人在家哭了3天。

与杨根思一样，陈祥官也是一位英雄。在战争中他7次负伤，被评定为二等甲级伤残，按政策可以享受优待。可他却两次作出出人意料的选择——

一次，他将残疾证主动交还国家，放弃了本该属于他的终身伤残待遇；另一次，得知家乡需要建设者时，他主动辞去南京市粮食局的工作，不吃“国家粮”，回乡当了农民。

为啥非要这样做？多年前，曾有记者提出这个问题，陈祥官说：“我和杨根思都是泰兴走出去的兵，要比就要与杨根思比。与杨根思相比，我还有很大的差距。”

追寻英雄途中，记者一次次被感动。

4月22日，沈阳碧空如洗。第十三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迎回仪式现场，当看到运-20B专机穿过拱形水门缓缓停稳，“杨根思连”战士陈涛手捧连旗，热泪盈眶：“那一刻，真的感觉老连长他们回来了！”

这是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交接，“杨根思连”官兵代表跨越千里，带来了全连官兵签名的连旗、“时代楷模”证书等物品。

先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泰兴市根思实验学校的师生来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时，带来一抔泥土，轻声诉说：“家乡的银杏树开花了……”

（采访得到商喜、周晓、程致远、闫帅印、丁辉、王金光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两个样子”的启示

没有战士生来就是英雄。“杨根思连”的长廊上，有这样一句格言：“党员领导干部是什么样子，战士就会变成什么样子！”

“两个样子”，振聋发聩。从杨根思到李磊，从陈祥官到翁海林……一代代官兵在精神洗礼中校正航向，在思想改造中淬炼忠诚。英雄血脉的赓续，正是在高度自觉、深入灵魂的自我革命中进行的。

“两个样子”，发人深思。想一想杨根思，就知道身后应该留什么；问一问初心，就明白肩上应该扛什么。这是深化政治整训的叩问，也是确保英雄宣言薪火相传、人民军队永葆纯洁光荣的响亮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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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进历经撤并降改的英模部队，探寻人民军队番号背后的英雄血缘——

热血奔流如长河

■解放军报记者  张科进  宋子洵  付 语

陆军某旅“特功五连”组织武装拉练（资料照片）。桂贤伟 摄

这是陆军某旅“红一连”第98个生日的视频影像——

连史馆内，6名来自“红一连”的优秀党员站在“军魂从这里发源”的雕塑前，重温入党誓词。

此时此刻，记者仿佛看到当年叶家祠阁楼上那束光芒。1927年10月15日晚上，在湖南省炎陵县水口镇的这个小阁楼里，毛泽东同志发展6名党员，建立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开创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

岁月流转，“红一连”的番号、驻地乃至使命任务，已在历史的长河中更替多次，但“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光荣传统却不断发扬光大，传承至今。

热血奔流如长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记者走进一支支历经撤并降改的英模部队，从一个个永不磨灭的番号里，感悟人民军队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和英雄血缘。

“钢铁七连”并没有消失——

英雄的部队永远拆不散、打不烂

春光里，陆军某旅装步五连传出喜讯：连队无人作战研究有了新突破！

攥着成绩单，颜指导员走进连队荣誉室。望着满墙的奖状和锦旗，他又想起了2017年6月9日那一天——面对“钢铁七连”连旗，官兵整齐列队、神色凝重。上级下达命令：七连番号撤销，改编为装步五连。

连队官兵怎么也没想到，电视剧《士兵突击》里的一幕，会真切地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时，官兵还不知道，一个月后，他们就将迎来改革后的第一个挑战——五连所在营被选为某改革试点单位，即将接受合成营独立作战能力检验。

那是一段浴火重生的经历。“全新的装备操作系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时任班长刘畅回忆，短短3个月，官兵几乎把操作手册翻烂了，记不清多少次拨通专家电话请教咨询……

次年，连队改革重塑后参加的第一场跨军种演习来临。大漠戈壁，铁流滚滚，五连官兵一举击败专业蓝军，以较低战损获得总评优秀的好成绩。

“‘钢铁七连’没有消失，而是以新的方式刻在了我们心里！”走下演兵场，刘畅情难自抑，道出了连队官兵心声。

“我们连历史上先后改编转隶17次，不管番号如何更迭，官兵铁心向党的信念绝对不会变，敢于亮剑的血性绝对不会变，嗷嗷叫的虎气绝对不会变。”指着荣誉室内一把斑驳的军号，颜指导员为记者讲起一段往事——

1950年10月，连队前身部队经历编制调整，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116师347团3营7连。作为首批入朝作战的部队，上级专门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发动官兵对“该不该打”“愿不愿打”“能不能打”等问题进行广泛讨论。

充分的战前思想动员和整训，让七连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1951年1月3日凌晨，连队在釜谷里地区阻击英军皇家来复枪团。“联合国军”调集各种火力支援，七连官兵接到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阵地！”

战斗极其惨烈，连长、指导员、副连长相继牺牲……山下的敌人第7次攻上阵地时，已身负重伤的19岁司号员郑起拿起军号，使出全力吹响。嘹亮的号声，吓退了英军，赢得了胜利。

那把军号的故事，蕴含着“钢铁七连”不朽的连魂，也成为政治整训中更多连队官兵学习的生动教材。

东征、西进、北上、南迁……在波澜壮阔的国防和军队改革中，很多官兵都曾向各自的老连队告别。那年，一纸命令，让陆军某旅“红一连”从中原腹地移防至关中平原。面对改革大考，官兵毫不犹豫踏上西进的征途。同年，陆军某旅“钢刀连”接到改编命令，转型为空中突击步兵，朝着“飞起来”的目标前进。

“红一连”移防到位后，立即按新编制练合成、练协同。当年底，在集团军“强军兴训先锋连”比武考核中，连队勇夺第一名。

“钢刀连”官兵苦练空中突击步兵技能。3个月后，人们从沙场阅兵的直播镜头里，看到了他们从天而降的威武身姿。

最好的“告别”是传承——

英雄的番号，永远伴随英雄的传人

去年7月，陆军某旅“红八连”荣誉室内，一场入连仪式简朴而庄重。

“彭宏远！”“到！”“你是‘红八连’连长，红军传人编号为099001！”“是！”呼点和应答中，连队新任连长彭宏远的思绪回到了那段战火硝烟的岁月——

1940年，“红八连”所在部队奉命攻打日军占领的盐城崔家集据点。时任副连长姚得顺担任“奋勇队”队长，写下血书，带领党员实施夜袭。战斗中，他右腿被炸伤，爬行几十米将敌人的炮楼炸毁。战斗结束后，连队被八路军第115师授予“铁的堡垒”锦旗，这一称号沿用至今。

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连队几经改革，番号更换数次，但精神的传承始终如一。

到任第二天，彭宏远接到迎接战区陆军训练考核的通知。面对陌生专业、严苛考核，他带头研战研训，努力提升专业技能。考核当天，这名新连长率先登车，带领官兵打出优秀成绩，连队总评成绩位列战区陆军第一名。

走下考场，他和官兵席地而坐，重温八连参加湘江战役的战斗故事——

当时，八连官兵牺牲过半。生死关头，连队党代表韩光荣饱含深情地对大家说：“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作为孩子的我们，都要听党的话，勇敢地走下去。”经过浴血奋战，连队最终完成阻击任务。从此，“党的声音就是母亲话语”，成为一茬茬八连官兵的坚定信仰。

“铁的堡垒”“党的声音”……无论历经多少风雨，八连“听党指挥”的忠诚基因始终传承。1937年8月，连队转隶到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与该团2营5连——后来因战功卓著被授予“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荣誉称号的英雄连队并肩战斗。

那段时间，部队一直组织军事整编和政治整训。9月6日，八路军总部抗日誓师大会上，朱德总指挥率全体指战员宣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当天，八路军总部冒雨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9月25日，在平型关，八路军以劣势装备以弱胜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暮春踏访大捷旧址，记者偶遇“平型关大战突击连”官兵代表。这支在平型关扑灭日军嚣张气焰的队伍，如今的营区与战斗旧址相隔千里，他们为何仍要前来寻根？

该连指导员打开手机里一段视频介绍，多任指导员都曾站在荣誉室的沙盘前，向官兵描述同一处地理风貌：平型关两侧峰峦耸立，关前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山谷……

然而，静态的微缩景观，毕竟模拟不出当年战场的炽烈烽火。深化政治整训中，连队官兵重返平型关。站在当年685团指挥所旧址俯视，不少战士感叹：“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日寇侵犯华北的危急时刻，连队先辈们直面强敌的勇气，与当年的军事整编和政治整训密不可分。”

“炉火淬炼，让忠诚的基因代代相传，让胜战的血脉不停流淌。”告别平型关时，官兵将这个地理坐标烙进了心里。他们说：“最好的‘告别’是传承。新征程上，英雄的番号永不磨灭。”

渤海湾畔，演训场上，又一项攻坚任务落在该连官兵肩上。连长下达指令，无人机和无人破障装备协同发起突击，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不灭的火种聚集成火焰——

番号有生命，精神在复制

翻开第83集团军2025年度“四铁”先进单位表彰名单，记者发现，名单上出现了好几支“硬骨头六连式连队”。

“红一连”“尖兵侦察连”“巩固部队模范警一连”……这几支隶属关系不同、历史沿革各异的连队，都以“硬骨头”闻名。

1939年3月，以14名红军战士为骨干组建的“硬骨头六连”前身，隶属于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三支队，时任支队长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贺炳炎。连队组建前一个月，官兵就处在整军整训的持续锻造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发出第一期整军训令，要求提高部队战斗力，巩固挺进敌后以来大发展的成果……

“硬骨头”的美誉是怎么来的？记者采访中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贺炳炎长征途中右臂6次受伤，不得已用木工锯子截肢。贺龙用手绢包起他的两块碎骨，动情地说：“看看，这就是共产党员的骨头……”

持续的整军整训，奠定了六连“战备思想硬、战斗作风硬、军事技术硬、军政纪律硬”的过硬传统。战争年代，六连参战百余次，次次勇猛。后来，连队被国防部授予“硬骨头六连”荣誉称号，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硬六连”荣誉称号。全军以“硬骨头六连”为榜样，开展锻造全面过硬连队的群众性活动，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硬骨头六连式连队”。

一路追寻，记者走进陆军某旅，聆听一支“硬骨头六连式连队”的奋斗故事——

1949年4月太原战役中，该旅五连前身部队为配合主力部队攻城，连续打退敌人7次反扑，创造了血战到底的“大南关”精神，被授予“特功五连”荣誉称号。

深化政治整训中，“特功五连”官兵铆定战位精武强能，将“硬骨头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去年一次红蓝对抗演习，该连执行要点夺控任务。在“敌”炮火猛烈攻击下，二班班长滕丰安带领全班灵活运用战术，一举击败对手，将连旗插上了高地。

据不完全统计，如今仅第83集团军，就有15个“硬骨头六连式连队”。“硬骨头精神”的种子，已经在大江南北座座军营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一次偶然的机会，陆军某旅干部高福明惊喜地发现，空军某连的荣誉称号居然和自己所在旅里的“常胜模范连”相同。

经多方验证，两个连队有相同的血缘，前身都是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常胜模范连”。1949年1月，连队改编为第27军80师239团4连。1950年，“常胜模范连”一分为二，一部分官兵留在4连，一部分加入新组建的空军陆战第1旅1营3连。后来，4连在抗美援朝战场被授予“新兴里战斗模范连”荣誉称号；3连官兵则继续高扬“常胜模范连”的旗帜，完成了从陆军步兵向空降兵的转型。

相同的血缘，成为今天两个连队携手砺兵的精神纽带——

共上一堂“云端教育课”。“新兴里战斗模范连”连史讲解员站在荣誉战旗前，给“常胜模范连”官兵讲述革命先辈当年在冰天雪地中奋勇杀敌的故事。

同开一次“云端示教会”。“常胜模范连”官兵给“新兴里战斗模范连”战友分享组训经验，帮助他们高质量完成某型直升机机降训练试点任务。

“新兴里战斗模范连”指导员说，这场跨军种的“寻亲”成就了一段练兵佳话：一个连队参加旅五公里武装越野考核，获得集体第一名；另一个连队在演习中与对手“隔空较量”，掀起训练转型热潮……

（采访得到屈凯明、童康、刘文涛、颜涵、刘畅、马剑铮、王重阳、刘世卿、詹丽红、刘望望、黄可越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血，总是热的

一路追寻英雄连队番号的变迁，记者心中有一个声音在呼喊——

这，还是从南昌城走来的那支军队，还是从井冈山走来的那支军队！

番号可改，军魂永固；建制可变，精神永存。人民军队历经数次思想整风、政治整训，奔流在一代代官兵血脉里的，始终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滚烫热血。

血液，是生命的河流，也是生机的源泉。如同人要保持肌体健康，就必须具有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能力，一支军队也只有依靠不间断的自我革命，才能给理想信念保温保鲜，才能不断祛除各种杂质和病毒，永远保持纯洁光荣的英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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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踏访革命旧址和边关军营，感悟热血青年代代相随的赤诚奔赴——

从“走天涯”到“赴边疆”

■解放军报记者 王 越 李 蕾 马嘉隆

“重违庭训走天涯，不为功名不为家。旋转乾坤终有日，神州遍种自由花。”

日前，记者来到湖北红安七里坪长胜街，在一方泛黄的诗笺前驻足良久。100多年前，25岁的董必武从这里告别故乡，踏上革命征途。

不远处，有一座黄麻起义的铜像——当年，“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的壮阔场景，曾让这座小镇成为热血奔涌的起点。诗中的“走天涯”，不仅是地理的远行，更是一代青年为信仰奔赴的远征。

时光流转，誓言铿锵。前不久，同样在这条石板路上，空军预警学院即将毕业的学员迎着晨曦列队，面向军旗庄严宣誓：“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从“走天涯”到“赴边疆”。相隔一个世纪，两代热血青年的选择在此交汇。变的是时空，不变的是融入血脉的忠诚与信仰。

用整训炉火校正价值追求——

军校成绩第一名，戍边选择第一线

万里边关，人才汇聚。从大漠戈壁到雪域高原，记者一路踏访西部边陲发现，一座座偏远艰苦的边关哨所人才济济——

天山脚下，某雷达站新排长耿晓博，是空军预警学院全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状元”；大漠深处，某驻训点新排长田金诺，在当年空军工程大学全专业综合排名中位列第一；高原密林，某执勤点新排长闫龙辉，是武警警官学院全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毕业学员……

按照毕业分配政策，排名第一的学员可选择的地方很多，为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边关？面对记者提问，尽管大家的回答不尽相同，但一个现象不容置疑：军校成绩第一名，戍边选择第一线。

烂漫春光里，记者在空军预警学院公示栏上看到，去年，综合排名前50%的学员“抢走”近六成艰苦偏远岗位，7个专业综合排名第一的学员都选择了戍边。

“过去毕业分配前，也有不少学员会产生纠结：成绩排名靠前，可选择离家较近的单位；如果申请入疆进藏，将会面临艰苦的环境……”该学院一名领导告诉记者，深化政治整训以来，在持续的思想提纯和价值观讨论辨析中，“系好第一粒扣子，端正价值追求”，逐渐成为青年学员的思想主流。

记者翻阅该学院去年毕业学员的戍边申请书发现，“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许多毕业学子的青春誓言。

同样的誓言，也曾出现在老兵詹玉华的申请书里。该学院院史馆内，一份申请书无声述说着半个世纪前学员詹玉华申请戍边的故事——

1975年，为满足驻边远地区雷达部队对人才的迫切需求，空军预警学院前身单位号召学员“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长期为雷达部队服务”，詹玉华第一时间申请到新疆戍边，前往某雷达站工作。

去年底，该学院首届“雪莲论坛”活动现场，受邀回母校的某部排长龚嘉骏向这位79岁的前辈报告：“詹老，我将沿着您的足迹，奔赴同一个雷达站！”

他们并肩而立，完成了跨越半个世纪的使命交接。此刻，两人背后的大屏幕上，播放着历史上动人的一幕——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王震主动请缨：我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新疆去！

这一想法，与时任第一野战军2军军长郭鹏不谋而合。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王震问郭鹏的态度，郭鹏坚定答道：“如果去西南，那就去西康、西藏；如果在西北，那就到青海、新疆。”

驻疆数年后，郭鹏进入南京军事学院深造。1957年9月，郭鹏以优异成绩从学院毕业，他放弃留在内地工作的机会，坚决向组织请求再返新疆：“我愿永远战斗在边陲，老死新疆也无怨言。”

50余载光阴流转，志愿戍边的精神火炬代代相传。空军预警学院毕业学员100%主动申请戍边、100%服从分配，累计10万余名学员毕业奔赴艰苦边远地区。

去年，该学院2024届综合成绩排名第一的毕业学员、甘巴拉雷达站排长张延，受邀回母校作报告，一句“要去就去最艰苦的地方”，让台下的申智豪热血沸腾。

“我们在雪山之巅相见！”分享会结束后，申智豪与张延握手约定。如今，他们已在甘巴拉共同坚守战位。

翻开申智豪的笔记本，一行字映入眼帘：“能到甘巴拉戍边，我为自己感到骄傲！”

好风气吸引更多人“留下来”——

爱上边防事业，扎根万里边关

“海拔3800米，零下15摄氏度，测试功能按键反应速度和电池续航能力……”高原腹地，记者初见武警西藏总队某支队上尉彭青云时，他正带领官兵探索某型器材在高原高寒条件下的极限性能。

训练结束，彭青云告诉记者，根据有关政策，在高原工作已满7年的他，可以申请专项选调回内地工作，但他选择留了下来。

记者翻阅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印发的《志愿赴驻新疆、西藏部队工作生长干部学员毕业分配暂行办法》看到：志愿赴藏优秀学员在驻西藏部队实际工作满7年，其间表现较好、作用明显，可根据工作需要或者本人意愿，有计划、分批次调整交流到内地部队。

“和彭青云一样，不少符合内调条件的人最后都选择了坚守边关。去年，这一比例高达90%。”该支队领导告诉记者，随着政治整训深入推进，正气充盈、风清气朗的边关环境，让大家长期扎根、继续奋斗的干劲更足。

那年，彭青云被借调到支队机关工作，出色完成某专项任务。当时，正值个人晋升关键时期，他没有找领导提任何要求，没想到休假期间竟收到了晋职的喜讯。

清明临近，彭青云前往狮泉河烈士陵园，拍摄祭奠英烈的短视频素材。

狮泉河水，潺潺流淌。在孔繁森烈士墓前，彭青云讲起了那段并不久远的往事——

孔繁森17岁参军，从部队复员后回到山东聊城老家工作。1979年，国家要抽调一批干部到西藏工作，时任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欣然赴藏，任日喀则地区岗巴县委副书记。

“用人不看资历、不搞照顾，把最硬的骨头交给最信得过的人。”这种风气，让孔繁森觉得这里是干事业的好地方。3年间，他跑遍岗巴全县的乡村、牧区，当地干净纯粹、崇尚实干的好风气，让他始终难以割舍。

1988年，山东省再次选派进藏干部，已是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孔繁森第二次赴藏工作。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遭遇车祸不幸殉职，时年50岁。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人们曾用这样一副挽联，感念孔繁森对西藏的深情。

风清气朗引百凤栖，实干之处必见繁花。2024年，在拉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公布一组数据：对口支援西藏30年来，已有10批、近1.2万名干部进藏工作，在雪域高原无私奉献、默默耕耘。

“志愿进藏、坚守边防，不仅是我在毕业前叫响的口号，更是我军旅生涯为之奋斗的目标！”今年，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指导员梁健彪在高原工作的第8年，谈及部队的好生态、好风气，他坦言，“经过政治整训的洗礼，我扎根西藏建功立业的信念更加坚定，这是对风清气正好环境的最好回报！”

采访期间，阿里地区突降大雪，新藏线某路段发生严重积雪，数十台车辆、百余名过往群众被困，梁健彪带领官兵顶风冒雪展开紧急救援。破冰除雪、搬运物资、疏导交通……历经数小时奋战，他们成功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苦干不苦熬，苦中有作为。记者采访途中，记下这些军人的身影——

凌晨1点，天山脚下，新排长孙钰奇还在积极备战上级专业技能比武，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注释；凌晨3点，荒漠戈壁，新排长王奥喆在雷达方舱内全神贯注，分析情报、传输数据；凌晨5点，莽莽雪野，刚潜伏完的新排长刘耀文，立即带队转入新的任务……

政治整训让戍边人心里更踏实——

相信好政策，依靠党组织

前不久，记者从武警部队获悉：按照政策规定，2025年，他们为29名志愿赴边干部办理内调手续。

听到这一消息，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干部陈泽顺愈发坚定扎根边疆的信心。他得知，这29名干部内调，完全不用自己操心，个个由组织操办，全程清清爽爽。这让进疆服役已满5年的陈泽顺，对政策落实的长期性、稳定性充满信心。他主动找到单位领导表态：“在新疆工作的机会难得，我想多干几年。”

“过去担心政策变化快，在涉及个人利益的事上，总担心‘万一’。现在我们都坚信好政策会延续下去。”陈泽顺的底气，源自政治整训重塑的信任基石。近段时间，他带队攻关某课题，和战友们一起上雪山、穿大漠、走戈壁……

采访中，记者随新疆军区某部官兵行至天山脚下，偶遇几位老人，他们虽已年迈但脊背依旧挺直。

那年，当组织发出“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号召时，他们和一大批即将毕业的青年学子信念笃定：党的好政策是照亮边疆前路的明灯，党组织是攻坚克难的坚强后盾，唯有服从组织安排，才能把所学知识用到祖国建设大业中。

一时间，这些青年学子迅速奔赴边疆各个岗位：有的拿起纸笔，在戈壁滩上办起文化学堂；有的放下书本，扛起坎土曼，在戈壁荒原上开荒造田、兴修水利，把戈壁变成良田；有的扎根基层连队，成为维护边疆稳定的忠诚战士……

他们之中，很多人从此扎根天山南北，一生未曾离开。红岩革命烈士宋绮云、徐林侠的长子宋振华，1950年从军校毕业后，自愿投身边疆建设，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某部，一干就是数十年。

岁月流转，当年的青年学子已是白发苍苍，但他们那句“党叫去哪就去哪，依靠组织心不慌”的质朴话语，穿越时空、久久回荡。

“把人生追求定在干事创业上，把个人成长进步交给组织。”天山脚下，武警新疆总队某支队新排长龚佳妮渐渐适应了这里的风雪，训练热情高涨。一次野外实弹射击考核中，她在不同距离完成对目标的精度射击和快速射击。

“山海虽远、未来可期，是好政策给了我闯的底气。选择边疆，我从未后悔……”去年夏天，这位军考“女状元”在毕业之际，主动放弃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写下进疆赴边志愿书。走下训练场，她对记者说：“我在这里的每一份付出与收获，都将成为一生的财富。”

（采访得到赵常森、于淼、连轶、孙鹏、陈飞、陆文凯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系好“第一粒扣子”

沿着天路一路追寻，记者被许多青年学员的赤诚奔赴所感动。深化政治整训让清朗的风拂过雪域高原、荒漠戈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官兵端正价值追求，选择矢志戍边。

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持续深化政治整训，既要祛除顽瘴痼疾、肃清流毒影响，更要注重系好青年官兵军旅生涯“第一粒扣子”，从兵之初、官之初就用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固本培元，用新时代革弊鼎新的新风新貌感召激励，让报国强军的青春之花盛开在万里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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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循着某红军师的荣誉见证，感悟人民军队在政治整训中继承爱民传统——

六面锦旗的深情述说

■解放军报记者 张磊峰 李 蕾 武诗韬

仲春时节，天山脚下，记者在新疆军区某红军师师史馆一面荣誉墙两侧，看到6面跨越数十载的锦旗——

左侧，“拥政爱民先进集体”等3面来自上世纪80年代的锦旗尽管丝绒磨损，金色大字依旧清晰。

右侧，“危难时刻见本色 见义勇为显担当”等3面新锦旗色泽鲜亮，在灯光下熠熠生辉。

“人民军队爱人民，人民军队人民爱。”讲解员魏梦柯介绍，这支由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缔造的英雄部队，90余载风雨兼程，始终把爱民初心织进旗帜经纬、融入官兵血脉。

6面承载荣誉的锦旗见证光荣传承。今天，在政治整训炉火淬炼下，人民子弟兵爱民本色愈发纯粹，军民鱼水深情在强军新征程上赓续绵延。

把人民举过头顶，才配叫做“人民子弟兵”

一阵寒风吹过，西北戈壁卷起细碎沙砾。

走进该师训练场，二级上士陈转运正在进行战术训练。他紧握钢枪的双手，曾在生死瞬间托起一个稚嫩的生命。

2025年8月8日，银川火车站站台，传来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一名6岁女孩失足跌下站台，列车马上就要启动，现场危急万分。

没有犹豫，正在候车的陈转运迅速跳下站台救人。最终，女孩成功脱险。

拍拍身上的灰尘，陈转运悄然隐入人群。被救女孩的家长几经辗转找到陈转运，并送去锦旗。“解放军同志，您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见到陈转运，女孩母亲紧握他的双手，热泪盈眶。

面对赞誉，陈转运如此回答：“作为人民子弟兵，群众危难时就该挺身而出，这是我们的本能！”

究竟是何种力量，造就了这融入血脉的“本能基因”？

“这种力量，要从我军千百万‘挺身而出’的身影中去找寻。”该师一名领导告诉记者，政治整训中，他们深入开展传承红色基因、赓续优良传统教育，多次举办强军故事会，一名贵州铜仁籍战士讲述的故事让他印象深刻——

1934年8月，作为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离开湘赣根据地开启西进征程。当部队进入贵州石阡境内时，遭遇国民党军多个方向的合围袭击。

为掩护主力军团突围，红18师52团800多人奉命断后阻击。战斗过程中，狡猾的敌人将当地老百姓顶到前面，充当挡箭牌。红军战士为了不伤害百姓，最终义无反顾跳下了满是乱石的悬崖。

“一切为人民，一心为人民。”该师某团宣传保卫股股长杨兴旺说，“在百姓眼中，这样的军队永远值得信赖。为了这份信任，人民子弟兵永远舍身为民、奋不顾身。”

走下训练场，陈转运告诉记者，那名被救女孩的外公是一名老兵。初次见面，老人家站得笔直，郑重地向他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老人家给我讲了很多军民鱼水情深的往事。历史与现实交汇，我忽然读懂了那份‘本能’的分量。”陈转运语气坚定地说，“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人民危难时我能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冲上去，没有辜负这身军装，更没有辜负人民的期盼！”

守护人民的真本领，在英雄的部队代代传承

“多了这些课目，不会影响正常军事训练吗？”

春风中，一场实战化急救考核正在进行。在该师，战场自救互救、应急抢险救灾等课目，训练标准、考核频次连年提升。

“枪林弹雨的未来战场需要我们，急难险重的救援一线也需要我们。”二级上士陈东交告诉记者，“身为军人，必须练就能打胜仗的本领；身为人民子弟兵，更要扛起守护人民的担子。平时多练一招、多备一手，关键时刻顶得上、救得下，老百姓才会永远信任我们。”

尽责不必逢硝烟，护民不止在战场。这样的感悟，源于陈东交难忘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去年初的一天，连队一次常规自救互救训练结束后，他和几名战友没有散去，而是围着假人继续练习心肺复苏按压。“要是个小孩，按压位置和力度该怎么调整？”“对，变掌为指，按压力量、深度、频率都得变……”

第二件事。去年底的一天，云南镇雄老家池塘边，一名1岁零7个月幼童溺水，面色青紫，呼吸停止。陈东交跪在地面，像年初训练时和战友们讨论的那样为孩子进行心肺复苏。

最终幼童得救了。事后，急救医生对陈东交说：“你的专业处置，救了孩子的命。”

“平时训练多刻苦一些，关键时刻救人的希望就多一分。”陈东交说，训练时多流的汗，都是为了在关键时刻不留遗憾。前段时间，幼童父母专程来电，再次向他表示感谢。电话那头孩子一声稚嫩的“叔叔”，让他心头暖意涌动。

“谁把人民放心上，人民就把谁放心上。”该师某营周教导员告诉记者，在老百姓眼中，子弟兵总能在危难时带来希望，正因为如此，群众才会对人民军队无限信赖。

交谈间，周教导员拿出一张照片，上面记录的是该师官兵紧急出动的场景——

那年，亚尔乃孜水库突然决口，严重威胁1万余名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危急时刻，该师官兵迅速奔赴现场，当地群众激动地说：“解放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记者前往水库下游的村庄寻访，许多百姓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700多名官兵跳入齐腰深的冰水中，手挽手、肩并肩，与洪水搏斗13个小时，救出487名各族群众。

“百姓的安心，在于‘子弟兵顶得上’的身影，更在于‘子弟兵顶得住’的能力。”该师一名领导说，人民军队对人民的热爱，归根到底体现在服务人民的真本领上。

该师师史馆墙上，两张老照片记录了官兵的故事——

1939年，解放区前线物资供给极度困难。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3旅在定边、安边、靖边3个分区进行屯田开荒，涌现出“气死牛”郝树才、张治国等劳动模范。

1985年，在吐鲁番葡萄沟的戈壁旱塬，该师官兵扎进沟谷，与乡亲们并肩挥锹抡镐。经过数月苦战，当地群众的用水困难得以解决。

“一身真本领，从来都为人民练就。”周教导员告诉记者，2022年，在海拔4300多米的西藏阿里地区，部队奔赴哪里，就把服务人民的活动开展到哪里，医疗巡诊、技能培训、植树造林、联合巡边……西藏阿里“拥军爱民第一村”乌江村村民次仁石确感慨地说：“解放军真是什么都能干，上战场也是好样的！”

“每一项课目训练，都是在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托底。”该师某团作训股股长丁昭惠介绍，随着这些年练兵备战与应急救援一体推进，急救、抢险、处突等课目越练越实、标准越来越高。一名网友评论：“你们的本领有多硬，我们的心就有多安。”

岁月流转，热爱人民的初心始终如一

立春时节，该师某团营区锣鼓喧天。下士包龙龙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归来，团领导将一面锦旗郑重递到他手中。

“能挽救一个生命，守护一个家庭，这是我们军人的荣誉。”包龙龙真诚地说。

2022年，包龙龙在一次公益宣传活动中，登记加入中华骨髓库。2026年，3000多公里外，浙江杭州一名身患白血病的母亲，因为他的捐献重获新生。

记者走进包龙龙所在连队，一封感谢信摆在连队荣誉柜里，信中写道：“因为有你，我有了活下去的希望，感谢你救了我……”

“一想到能为一个家庭带来希望，就觉得非常有意义。”谈及这段经历，包龙龙脸上满是自豪。他说，当接到那个关乎生命的电话时，他的回答脱口而出：“我愿意！”

“一句‘我愿意’，是对人民期盼的赤诚应答，也是一位位革命先辈践行一生的诺言。”该团某连一堂专题教育课上，来自河北易县的中士蒋煜哲通过“直播连线”方式，带领全连官兵走进狼牙山五壮士纪念馆——

1941年，日军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为掩护大部队和群众转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一团七连六班的5名战士将敌军主力引向狼牙山，与日军展开激战至弹药耗尽，最终宁死不屈毅然跳崖，只有宋学义和葛振林得以幸存。

离开部队后，宋学义在家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他把积攒的伤残补贴全部拿出来给村里买了一头牲口，政府给他的救济粮也一碗一碗地分给群众。20多年间，他带领乡亲们艰苦创业，改变了家乡的落后面貌。

离休后的葛振林依然忙碌，他把晚年的大部分精力用在关心青少年成长上。作为湖南省衡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会长，他担任了20多所中小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为孩子们宣讲红色经典故事。

“岁月流转，热爱人民的初心始终如一。”该师领导对记者说，当年毛泽东同志曾说“陕北是两点，一个落脚点，一个出发点”。对人民军队而言，人民就是永恒的落脚点与出发点。《中国工农红军誓词》第一句便是“我们是工农的儿子”。现在，每当“新鲜血液”注入军营，新兵入伍誓词中仍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这支从西北革命烽火中诞生的英雄部队，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参与过艰苦卓绝的边疆建设，如今扎根雪域高原、坚守边防一线。

“为祖国守边防，为人民而战斗”是每一名官兵的铿锵誓言。那年，该师战士孟瑶瑶因高原疾病被紧急送往山下治疗。出院后，他连续12次写下请战书，申请重返战位。

他在请战书里写道：“祖国，我已经准备好了！”

（采访得到邹珺宇、段薪海大力支持）

记者手记

人民信任高于天

6面锦旗，只是历史长卷的一角。在这个红军师，无数锦旗挂在连队荣誉室、挂在边防哨所、挂在群众心中。

习主席指出，“要大力传承和弘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强调“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新风正气更加充盈”。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必须传承弘扬好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永远不能辜负人民的信赖、人民的热爱、人民的拥护。

人民信任高于天。历史和现实都雄辩地证明，只有赢得广大人民的衷心拥护，我军才有英勇向前的不竭动力，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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