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集团军某旅“强渡乌江模范连”——
“天险”重飞渡 接力再出发
■宋海伟 潘世达 解放军报记者 程 雪
图①、⑦：战旗前，连队组织官兵学习先辈传统。图②：连队先辈强渡乌江天险（油画）。图③：群众赠送连队锦旗。图④：解放战争期间，连队缴获国民党军美式装备。图⑤：连队组织新兵入连仪式。图⑥、⑧：连队官兵正在进行训练。以上均由“强渡乌江模范连”提供
连队名片
该连诞生于1925年，前身为“叶挺独立团”1营1连。长征途中，作为开路尖兵，该连17名勇士率先突破乌江天险，打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之战。1936年10月，该连被红一军团授予“强渡乌江模范连”荣誉称号。
进入新时代，连队官兵求实为战、务实备战，出色完成跨区演训、国际维和、抗洪抢险等重大任务。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上，“强渡乌江模范连”战旗光荣受阅。连队先后被战区陆军表彰为“践行强军目标标兵单位”和“先进基层党组织”。
没有思想上的突围，就不会有战场上的奇迹
每年新兵入连仪式，“强渡乌江模范连”都会组织新兵们来到荣誉室内的一座雕塑前。
眼前的那尊青铜雕塑中，红军战士们半蹲在竹筏上，水花溅到半空，枪口朝前，身体前倾，像是下一秒就要跳出去。“他们都是我连先辈，当年，如果没有他们强渡乌江，就很难有后来的胜利。”指导员冯小涵对大家说。
把时间往前推91年。
1935年1月3日，贵州乌江渡口。几名战士跳上竹筏，冲进激流。子弹贴着水面从对岸打过来，在竹筏边炸出一朵朵水柱。筏上的战士一边死死抓住竹篙，一边举枪还击。
突然，对岸敌阵地侧后方响起密集的枪声。5名前一晚潜藏在悬崖裂缝中的战士猛扑出来，把敌军防线撕开一道口子。
当天，红军全线突破，通过渡口顺利过江，逆转了危局。
事实上，真正的“渡口”，不在乌江。
22天前，湖南通道县恭城书院，通道会议在这里召开。屋内，几把椅子围着一张木桌，木桌上铺着一张地图，桌上的马灯忽明忽暗。
马灯跳动的火苗映照着一张严肃的面孔。毛泽东指着地图，提出了“贵州兵力空虚，西进可以避实击虚”的构想。
会议只开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的意见在党中央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当晚，一份“万万火急”的电令从通道发出。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凝望这份电令的复制件，记者仍能感受到当时的紧急：泛黄的纸张上，左上角的4个字墨迹很重——“万万火急”，正文直指一个核心：明十三日继续西进。
这几个字，是红军3万余人活下来的理由。1个月前，中央红军在湘江边遭遇了建军以来最惨烈的一战。湘江战役后，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烈士的鲜血把江水染成暗红色。
比死更可怕的是迷茫——活下来的3万余人浑身是血地爬过湘江，却不知道下一步该往哪走。
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蒋介石早就在湘西沿线布下数倍于红军的兵力，只等红军上门。
危急关头，通道会议拉回了悬崖边的红军。
如果将这场会议放到纵观整个长征历史的视角凝望，会发现它是红军转危为安的关键节点。多年后，刘伯承在回忆录中这样感叹：“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这样评价：“红军如果继续往湘西去，势必陷于重围，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实事求是的思想突围，最终打开了红军走向胜利的通道。红军迎来了“破晓”——
从通道会议到顺利通过乌江，中间只有22天。
从顺利通过乌江到此刻连队官兵站在荣誉室，中间隔了90多年。
“没有通道会议中的思想突围，就不会有后来乌江战场上的奇迹，更不会有咱们今天的连队。”冯小涵说。
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连队赓续传承
中原腹地，一场实兵对抗演训正在进行。硝烟未散，河谷里弥漫着焦土的味道。
连长黄世锋带领大家疾进，目标直指一座大桥。先头班刚抵近桥头时，听到一声巨响——大桥中段被蓝军“炸毁”。
同一时刻，小股“敌人”以轻重火力交叉射击，封锁桥面。“还可以多走20公里山路绕行，但可能无法按时抵达。”3天前，连队在做预案时曾考虑过这个情况，排长石林林向他汇报绕行建议。
黄世锋没有急着下命令绕行。他跃出装甲车，贴着被“炸断”的大桥护栏向河道两侧察看。
“立足现有条件渡河！”仔细研判后，黄世锋下达命令：“一班绕行右侧树林进行火力掩护，工兵分队前出架桥，保障车辆通过。”很快，一座简易机械化桥架通了。部队鱼贯而过，按时进入预定地域。训练结束，黄世锋摘下钢盔，望着架好的桥感叹：“连队先辈当年在乌江，连木板都没有，他们只有小小的竹筏。”
复盘会上，黄世锋身后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泛黄的乌江作战手绘地图。手绘地图上没有精确的测绘数据，等高线是靠侦察兵用双脚步测画出的。
“先辈们没有今天先进的车载电台和工程器材。”黄世锋指向地图接着说，“但他们有一样本事——实事求是地看地形、看敌人、看自己，从实际出发找办法。”
不同的时空，相同的样子。实事求是的精神，从那时起便在连队延续下来。
1948年东北战场，面对兵力远超我方的国民党军，连队没有死守预设阵地。实地勘察后，他们采用分散布防的打法，一次次挫败敌军冲锋，最终俘敌30余人，缴获大批装备。战后，东北野战军总部授予连队“英雄连”称号。授旗那天，连队先辈史学义站在队列前说：“地图上标注的阵地是死的，用脚走出来的阵地是活的。”
那年，排长姜恒参加国际维和技能竞赛。他在赛前逐一研究分析15个国家21支参赛队伍的特点，针对性补齐短板，最终7项考核全部获得满分成绩。
此次演训结束当晚，连队宿营野外。黄世锋坐在装甲车旁擦枪，几个年轻战士围过来问他“今天为什么不走预案上的绕行路线”。
“预案是3天前定的，拿3天前的情况应付今天的事，那不叫打仗。”黄世锋接着说，“咱们连的老传统，是从渡江17勇士开始就认准一个道理——实事求是。这4个字不是什么口号，是无论何时，面对不符合实际的情况要敢说‘不’。”
夜很静，黄世锋把枪组装好，拉了拉枪栓，金属的撞击声传出去很远。
不能用过去的准星瞄准今天的靶子
2017年，连队整建制移防。连队不仅要面对营盘搬迁，更要面对作战体系的转型：移防后，连队主战装备全面换型，战术战法推倒重来，甚至前沿的无人作战概念也已进入连队的实战化研究视野……当“昨天的地图”上找不到“今天的坐标”，连队官兵就不能用过去的准星瞄准今天的靶子。
最先感受到这种“阵痛”的，是连队步兵战车射击技师吴金洪。
“过去闭着眼都能完成的操作，在新装备面前彻底失灵了。”面对全部更新的火炮瞄准参数，吴金洪曾经千锤百炼的“肌肉记忆”成了进步的桎梏。
对此，吴金洪像一个刚入伍的新兵，一点一滴从头学起。经过千百次的实操摸索，他总结出“搜、排、打、走”射击四步法。这套源自实战实训的方法，帮助射手反应更快、打得更准。在随后的一次旅射击考核中，连队13名射手全部达到优秀，总评第一。
在后方保障阵地上，入伍20多年的装甲车技师刘峰，面对构造迥异的新装备，同样没有“跟着感觉走”。他对照图纸，拆解原理、比对差异，像解剖麻雀一样研究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故障点。“装备保障容不得经验主义，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办法解决，绝不能凭老感觉闯关。”刘峰常常这样告诫年轻战友。
瞄准今天的靶子，连队从新的实际情况出发，总结新规律，寻找新方法。
为了提升战斗力，连队党支部坚持练兵“三个不满足”：不满足于大纲的既定标准，将部分选训课目变为必训课目，把实战要求融入日常训练；不满足于少数尖子冒尖，通过互助小组补齐每一名战士的短板；不满足于常规组训模式，依托演训组织对抗式训练，训练后总结复盘新战法训法。
这种“自讨苦吃”的做法，最终换来了战场上的硬实力。2018年，连队官兵在完成一次负重40公里的高强度机动后，率先在对抗中“破敌”；2020年，在一次检验性演训中，连队射手创下命中率100%的纪录……这一份份成绩单，是对“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最有力的回应。
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交汇点上，“强渡乌江模范连”官兵始终头脑清醒：只有从客观实际出发，不断校准“准星”，才能在瞬息万变的未来战场上，稳稳击中制胜的“靶心”。
乌江，为何没有成为第二条湘江
■解放军报记者 程 雪
湘江与乌江，同是长征路上的天堑，却通往截然不同的历史结局。
1934年11月底爆发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此战过后，红军人数锐减，湘江水面浮满烈士遗体。时至今日，当地还流传着“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的说法。血的代价证明：机械地执行“左”倾教条主义，不顾客观实际、硬闯敌军重兵布防的封锁线，只会把红军推向绝境。
仅仅一个多月后，红军面临乌江天险。乌江水流湍急，两岸是悬崖绝壁。蒋介石的大军紧追其后，企图把乌江变成第二条湘江。然而这一次，惨案没有重演。1935年初，中央红军兵分三路强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
乌江没有成为第二条湘江——这其中，改变的不仅是战场态势，更是一条根本的思想路线。
从湘江到乌江，中间的转折始于实事求是。广大将士在血与火的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离开实事求是，再英勇的牺牲也换不来胜利。凝望这段历史，一连串的会议见证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情变化实事求是、据理力争，提出红军应当避实就虚、转向西进，在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创建新根据地；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正式采纳了这一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坚持去湘西的错误主张，决定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正如党史专家所言，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再到遵义会议，几场会议环环相扣，构成了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转折的链条。而这一链条的核心，正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
实事求是不只是战略层面的方向抉择，还是根据敌情变化的战术调整。行至乌江渡口，红军没有蛮干——时任红一军团红四团团长耿飚实地侦察，发现渡口的大道工事强但上游小道疏于戒备，于是在强渡时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巧妙突破天险。
湘江之败与乌江之胜，一江之隔，两种命运。它告诉我们：尊重客观规律、坚持实事求是，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背离这条路线，愿景再好也会走向反面。这不仅是长征带给我们的启示，也是任何事业兴衰成败的法则。
有了担子，干部挑在肩上
■“强渡乌江模范连”指导员 冯小涵
推开连队荣誉室的门，一根扁担摆在展柜中显眼的位置。扁担竹木被磨得发亮，扁担中间刻着3个字——“朱德记”。
1928年冬，井冈山上。红四军刚刚站稳脚跟，敌人便从四面合围而来，布下层层封锁，企图把红军困死在山里。
粮食一天比一天少，有的战士饿得连枪都端不稳。为解决吃饭问题，时任红四军军长朱德带头挑起扁担，领着队伍下山挑粮。从井冈山到宁冈，山路陡峭，沿途有的地方碎石滚落，稍不留神就会滑下深沟。朱德白天挑粮，夜里回来还要研究敌情、部署战事，常常伏案到后半夜，天不亮又起身出发。
战士们心疼他，想让他歇一歇，悄悄把他的扁担藏了起来。朱德知道了也不发火，自己又找了一根新竹子削成扁担，在上面重新端端正正地刻上名字。
那天以后，再没人藏他的扁担，可队伍里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扁担攥得更紧了。就这样，在朱德的带领下，他们一担一担地挑出了一条补给线，挑出了一个根据地的生机。
事实上，扁担背后藏着的，远不止一条运粮的路。1928年井冈山会师后，红四军初建不久，内部一些人还带着旧军队的习气，有人爱讲空话，有人贪图省事，朱德却以身立范，用一根扁担告诉所有人：干部开展工作不能坐在屋里发号施令，而应该站在队伍最前头流血流汗。
此后几十年，这支队伍从井冈山走到陕北，从陕北走到全国，靠的就是这股“扁担精神”——但凡有了难处，干部站在前头；但凡有了担子，干部挑在肩上。
纵观长征全过程，这股“扁担精神”，在湘江战役后经受了严酷的考验。
面临空前重创，许多指挥员争论要不要按照原计划北上湘西。关键时刻，湖南通道县内一场紧急会议开到深夜，“转兵西进贵州，避开强敌”最终成为共识；几天后，黎平会议又进一步否定了不切实际的硬拼方案……
凝望这两次会议，党员干部将担子挑在肩上，挑起了一支军队生的方向——毛泽东同志敢于站出来否定错误路线，开辟新路，把几万人的命运从绝境中硬生生地扭转过来。
如今，这根扁担还静静地陈列在连队荣誉室里。站在它面前，我仿佛还能看见当年那个身影——山路上，朱德身穿一身灰布军装，肩上压着一根沉甸甸的竹扁担，脚步却走得很稳。后辈沿着同样的路向前走，肩上的扁担换成了钢枪，山路变成了演兵场，但肩上那份沉甸甸的分量，一分都没少。
我家就在茶山关
■“强渡乌江模范连”下士 钱发东
我的家乡在贵州遵义茶山关，家门口就是乌江。
小时候，总听老一辈的人指着江水说：“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打过去的。”
1935年初，红三军团先遣部队抵达乌江茶山关渡口。对岸，敌军早已沿江修好防御工事，架起机枪封锁江面，还把渡口所有船只装上泥沙沉入江底，妄图凭天险死守。
江水湍急冰冷，对岸又有重兵把守，可红军硬是成功渡过了这水流湍急的乌江。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江防，很快土崩瓦解。
这场战斗，是红军突破乌江防线的重要一环。战后，茶山村的乡亲们收殓安葬那些牺牲的红军战士。后来，政府又在茶山村村口，为他们修建了一座红军烈士纪念碑。
2024年，我报名参军。新兵下连时，我才知道自己被分到了“强渡乌江模范连”。当年，连队先辈也曾在乌江战斗，从另外一个渡口强渡乌江。
来到连队的第一天，指导员带我们走进荣誉室。墙上挂着一幅老地图，地图上，乌江沿线几个渡口标得清清楚楚。我一眼就看见“茶山关”3个字，心头一热，站在地图前半天说不出话。
现在，我成为连里的一名步战车炮手，也学着先辈的样子，守护好自己的战位。一次实弹射击，我在炮塔里搜索目标时，车辆突然剧烈颠簸，炮口不稳，目标从瞄准镜里消失。我赶紧站起来重新搜寻目标，由于动作太猛，鼻梁狠狠磕在装备上，鼻血一下子涌了出来。
我顾不上去擦，咬着牙重新锁定、瞄准、击发，后面几发炮弹全部命中。“当时为什么不喊停？”任务结束，战友一边帮我擦鼻血一边问我。“当年在乌江，红军先辈面对敌军的枪林弹雨都没有停下，他们要是停了，整个战役可能就不一样了。”我回答。
那次休假回家，我又来到了村口的那座红军烈士纪念碑前。眼前，碑还是那座碑，但站在碑前的我与参军前相比，已经成长了很多。我在那里站了很久，想起荣誉室里的那幅地图，想起自己在军营里挥汗如雨的时光，更想起当年战场上英勇战斗的红军先辈。
乌江水还是那样湍急，红军烈士纪念碑静静矗立，而我也将继续为强军事业努力奋斗。
版式设计：方 汉、杨 磊
《解放军报》2026年8月20日第7版制图：杨 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