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好“利害变换线”

■高 凯 王 程

●真正的制胜枢纽，往往并非攻取敌重兵据守的高地，而在于那条无形中分割“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可承受”与“不可承受”的微妙界限——“利害变换线”

“利害变换线”，是刘伯承同志在革命战争实践中创造的军事术语，深刻揭示了作战中敌我利与害相互转换的关键临界点。它并非地图上的有形之线，而是作战中强弱转换的敏感带、攻守易势的翻转点、战争承受力的分水岭。其本质是力量对比、时空条件、体系韧性、心理意志等多重因素交汇作用下，最有利于己方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战果的关键区域或节点。智能化战争时代，“利害变换线”呈现更复杂、更隐蔽、更快速的演化特征，深刻把握其内在要义并应用于战争筹划指挥，仍然是布设胜局、赢得主动的关键所在。

辩证析局，洞悉转换之本源。“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洞悉战场利与害，是指挥员的基本功。刘伯承同志判定“利害变换线”，重视借鉴并拓展运用“圆规划法”：以敌我核心目标为圆心，综合考量兵力机动半径、火力打击范围、后勤保障能力等因素，划出多个同心圆；以圆的交点为基础，勾勒出“利害变换线”的初始轮廓。由此可见，此线绝非简单接触线，而是基于对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五行”的透彻分析，精准定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战役节点后，确定的利害转换临界线。指挥员须超越局部视野，立足战略全局审视战役重心，围绕战役重心锁定战术要害，在对立统一中精准把握关乎全局的核心利害点，层层剖析，连点成线，方能明察秋毫。

趋利避害，掌控转换之枢机。战争本质在“逐利”，指挥艺术贵在“趋避”。确定“利害变换线”后，指挥核心即在于以最迅捷之行动，促使敌我利害转换。解放战争中，面对国民党军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于敌战略布局的“哑铃”把柄与“铁钳”铰链处，精准捕捉全局“利害变换”枢纽，毅然决策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直插敌腹心。此举瞬间令敌全局被动，成功开启战略反攻序幕。“利害变换线”因势而变，指挥员务必明察态势、善择火候，在最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战略上，综合运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手段夺取主动权；战役上，灵活运用牵制、阻击达成各个击破；战术上，善用穿插、迂回、分割、包围实现速决歼敌。以“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之主动，实现趋利避害、攻守易势。

灵活用兵，加速转换之效能。辩证唯物主义揭示，事物转化必经中介。利害变换亦需桥梁，此桥即为“机动”。以无胜有，以少胜多，以劣胜优，尤其需要高度机动。运用“利害变换线”，切忌将敌放入线内束手待毙，而应通过声东击西、隐真示假、围点打援等谋略，巧妙诱敌深入预设战场，加速利害转换进程。神头岭伏击、鲁西南战役、定陶战役的辉煌胜利，皆得益于此。信息化智能化战争虽使作战精度、烈度、强度空前提升，但“机动灵活”仍是我军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其内涵更趋丰富：在传统兵力机动示形基础上，融合火力精确打击、信息高效欺骗、网电全域渗透等行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隐真示假、藏害明利，诱使敌误判战局，加速利害转换，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

能动创势，拓展制胜之疆域。战场利与害虽具客观性，但通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可将利于敌、不利于我的态势，扭转为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新局，进而重划“利害变换线”。抗日战争时期，面对苏中水网地带敌汽轮快、我木船慢的劣势，粟裕同志洞察敌汽轮笨重、转弯困难，我木船轻便、转向灵活的特点，创造性地发动军民明暗结合、层层打坝，主动改造战场环境，变利于敌机械化运动的水网为限制敌机动、便利我游击的“水上迷宫”，成功拓展了“利害变换”空间。作战如同弈棋，面对既定战场利害条件，指挥员尤其要发扬军事民主，集思广益，运用大数据挖掘、智能模型推演、数字孪生战场等现代手段辅助决策，积极寻求“最优解”，主动改造客观条件，方能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实现战场态势的根本逆转。

“利害变换线”的胜战智慧，闪耀着军事辩证法的光芒。在充满变数与挑战的未来战场，必须强化辩证思维、战略眼光与主动精神，在洞悉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中精准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将“利害变换线”的深邃智慧灵活运用于战争筹划指挥全流程，锻造克敌制胜的新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