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火中铸就的摇篮

■张爱生

红军第一个教导队旧址——龙江书院。作者供图

在硝烟漫卷的土地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人才的培养。人民军队的军事教育体系，恰似一株在烽火中破土的幼苗：从井冈山麓龙江书院的教导队点起星火，到瑞金“红校”舒展枝叶，再到“红大”长成栋梁，一步步构建起层次完备的培养体系。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在生死考验面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对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的大无畏品格。英勇不屈的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了起来，决心靠自己的武装，撕开黑暗的帷幕。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9月，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往湖南,与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在此期间，毛泽东敏锐觉察到官兵普遍存在文化程度低、军事技术差等问题。因此，提高官兵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已经刻不容缓。

这年11月，井冈山的霜花还凝在龙江书院的飞檐上，红军的第一个教导队就在这里开课了。毛泽东十分重视教导队的建设，亲自选拔干部。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吕赤担任教导队队长，蔡钟任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下设4个区队，分别由陈伯钧、张令彬、陈士榘、王良任区队长。毛泽东给学员讲政治课，组织学员作社会调查和参加群众斗争。学员都是从部队里挑出的班排骨干、作战模范。教导队的学制不过数月，学员们却把“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信念刻进了心里。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与发展，我军急需大批军政干部，而当时的干部数量、质量与革命需要之间存在不少矛盾。为培养大批革命需要的干部，当年11月，中革军委发布通令，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瑞金成立。1932年2月，学校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简称“红校”。红校没有正式的校舍和教室，许多活动在露天场地上进行。中央非常重视红校的发展，先后调萧劲光、刘伯承、叶剑英等人担任校长，还调了许多高级指挥员到学校担任教学工作。红校共办了六期，每期学习4个月左右。学员从这里毕业后，成为红军队伍中的骨干力量。

为了更好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1933年，中革军委决定将红校的高级班、上级班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为了纪念支持中国革命的苏联布尔什维克郝西史（1927年牺牲于广州暴动），学校定名“工农红军郝西史大学”。红大创建之初，专职教员仅有16名，设有高级指挥科、上级政治科、指挥科、参谋科、后勤科，附设教导队、高射队、测绘队。学员直接从红军中招收久经战火考验的师团级干部。红大教学条件非常艰苦，没有桌子、板凳，石头就是板凳，自己的膝盖就是桌子；没纸笔，就用木棍在铺平的沙子上写字。除了上课之外，学员还参加扩军、选举、武装保卫春耕秋收、慰劳等活动。在根据地物质十分匮乏的情况下，学员们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从创建至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大共招收3期学员，培养了一批英才，如彭雪枫、宋任穷、程子华、韦国清、邓华等著名将领。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大与其他军校合编为干部团，成为“马背上的军校”。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其成员都是从部队选调、具有战斗经验的干部骨干。干部团辖3个步兵营、1个特科营、1个上级干部队。这支队伍“边走边学、边战边学”，成为军事史上的奇观。教员会结合行军或战斗中遇到的问题，组织学员进行讨论。学员在热烈的讨论中交流了思想,增长了知识，同时活跃了行军气氛，驱散了行军的疲劳。它既是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又是战斗队、工作队和宣传队。干部团在出色完成训练、保卫中央机关安全任务的同时，还曾多次配合主力军团作战，成为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支队伍把育才的火种带到陕北，后来成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那首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为精神的校歌，其实早在井冈山时就埋下了旋律。

短短数年，人民军队的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员，将课堂上学到的战术运用到广阔战场上。这支始于井冈山的教育血脉，为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牢固的基石。

本文学术支持：褚 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