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北渡渭河,安排7名女护士和重伤员乘坐仅有的一条渡船过河。
“我绝不留下”
■李仲
渭河汤汤,流过黄土高原,孕育了许多古老传说。七仙女的故事便在渭河两岸长久流传,只是仙影缥缈,一向只在百姓的口耳之间。直到1935年,这仙影落到渭河边,化作了7名红军女护士。
这年8月,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北渡渭河,先安排7名女护士和重伤员乘坐仅有的一条渡船过河,这一幕被老乡们唤作“七仙女过渭河”。一张照片定格了这一瞬间,成为记录红军长征的珍贵影像,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历经岁月淘洗,照片看起来像一幅黑白版画,船上的人影已难以分辨。但历史记住了红二十五军,记住了这7名不怕远征难的年轻姑娘。
老乡们眼中的“七仙女”,同样是红二十五军战士们眼中的“七仙女”。她们是曾继兰、曹宗凯、田喜兰、余国清、张秀兰、戴觉敏、周少兰(周东屏),平均年龄不过十五六岁,在军医院正好组成一个看护班。翻阅红二十五军长征史,她们的身影散落在字里行间,常常让我心潮起伏。她们年龄不大,可长征中的每一步,都迈得坚定。
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开始战略转移。出发前,考虑到前有阻敌、后有追兵,女同志随军行动太危险,军领导决定给她们每人发8块银圆,回乡隐蔽。周少兰拒收银圆,并带着其他姐妹找到军参谋长,坚定地说:“我从参加红军那一天就无家可回了。我跟红军走,跟定了!”其他人也纷纷表示:“当红军,走革命的路,就是死在前进的道路上,也决不向后转!决不当逃兵!”副军长徐海东恰巧路过,听到她们坚定的表态,就笑着说:“好啊!既然她们有决心,给她们一个锻炼的机会。我看是可以的。”8块银圆,在当时并非小数目,却动摇不了她们跟红军走的决心。
多年后,周少兰已改名周东屏。她在文章中回忆了这一历史现场,那一章节的标题就叫“我绝不留下”。回想当年,她们并不知道要去哪里,要走多远、走多久,但跟着红军走,是她们不变的抉择。
每天行军四五十公里,宿营后还要照顾伤病员。刚踏上征程的7名女护士,明显体力不支。在穿越平汉铁路前,军领导再次决定给她们发银圆,动员她们返回老家。第一次的银圆没有留住她们,这一次同样也没有。时任二二四团二营四连副连长王诚汉,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军首长亲自做她们的思想工作,想劝她们回去。她们不同意,我听到他们在一片树林边争吵得很厉害……充分展示了她们顽强的毅力和对革命的忠诚。”戴觉敏在多篇回忆文章里,不仅写下这次据理力争的留队,还写下随后穿越平汉铁路的往事。那天夜里,为了加速穿过铁路线,部队一直跑步前进,她跌跌撞撞落到了后面,幸亏一个战友拽着她跑了一段,才没有掉队。遗憾的是,黑夜行军,她没有看清这位战友的面容。
时任红二十五军团委书记黎光,记录了7名女护士长征途中的经历:“她们每天随军转战,还要救护伤员、照顾病员……每当打下一座新的县城、乡镇,她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既要上街宣传演出,又要收购筹集药品,还要安置伤病人员,有时还参加群众工作,没收地主恶霸的财产分配给贫苦群众。军供给部曾把打土豪得来的一些妇女衣物分给‘七仙女’,可她们谁也不穿不用,又转送给贫苦群众。”黎光的回忆文章中,留下了她们的誓言:“红军走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
回忆当年的情景,戴觉敏曾满怀深情地写道:“那时,我们虽然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但有朴素的感情,跟着党走,跟着红军走,才有我们妇女的活路。”
跟着党走,跟着红军走。她们的草鞋磨穿了,就用布包上脚,布也磨破了,就变换位置重新缠。在红二十五军老战士黄学祥的回忆文章中,我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名伤员身材高大,脚也特别大,一直没有合适的鞋穿,总是光着脚行军打仗。她们了解到他的情况后,挤出时间,一起动手,用保存的布料为他做了两双布鞋。那名伤员深受感动。伤愈后,他穿着新鞋奔赴战场,再立战功。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沿途的许多百姓都记得这7名女护士,记得她们唱歌、跳舞、演小话剧,宣传红军的宗旨;记得她们配合军医,为百姓送医送药,抢救危重病人;记得她们严守纪律,把红军的形象立在百姓心中。后来,曾继兰、曹宗凯牺牲在长征路上,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生命,另外5名女护士坚持走到了陕北。
去何家冲参观的人,大都会走入红二十五军医院旧址,追寻7名女护士的身影,感受血火交织的峥嵘岁月。站在展板照片前,7名女护士模糊的面容叩击着我的内心。“我绝不留下”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生死相随的誓言。她们把坚定跟党走、一步不掉队的永恒信念,镌刻在蜿蜒的征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