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的几件往事——
俯首铸剑 丹心永恒
■王文超/口述 李乔/整理
1970年，我从七机部第一研究院一部调到四部（固体潜地导弹总体设计部）工作，彼时带领我们搞科研工作的是“两弹一星”元勋黄纬禄。
当时，黄纬禄是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技术总负责人、总体设计部主任。那段与他朝夕相处的时光，加速我的个人成长，也让我的能力得到充分淬炼。他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终生难忘。
一句谦言聚人心——
“先当学生，再当同学，后当先生”
黄纬禄到固体潜地导弹总体设计部担任主任、固体潜地导弹“巨浪一号”技术总负责人时，我还是主任设计师。
那次岗位调整，他的主攻方向从地地导弹转到潜地导弹，从控制系统跨界到总体部，开展固体潜地导弹研究。
上任第一天，黄纬禄谦逊地对大家说：“我是搞导弹控制系统的，对总体很不熟悉，请同志们把我当小学生一样从ABC教起。”他的一句话，拉近了与大家的距离。
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不是客套。“先当学生，再当同学，后当先生”，是黄纬禄初入总体部大门时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他常对我们说：“主任这个职务是组织赋予我的，并不等于主任水平就高。你们向我介绍情况、反馈意见时，我如果没听懂，你们不要怕麻烦，再给我讲一遍，我一定虚心地学。”
在后来的研制工作中，黄纬禄不仅主动求教，还经常夜以继日地刻苦学习。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让黄纬禄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专业知识，快速掌握了导弹型号各个系统、各类设备的情况。
其实，不只是黄纬禄，所有参与“巨浪一号”固体潜地导弹研制工作的人，都要先从“学生”做起。
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研制，是从零起步的。在国内，我们虽然成功发射了“东风一号”和“东风二号”导弹，但都是以液体作为发动机燃料，对固体发动机虽然有研制借鉴意义，但面对“巨浪一号”水下发射和固体发动机小型化的特点，仍存在很多技术难点需要攻克。此外，“巨浪一号”以研究院为主体的全国大协作研制模式，也与之前有很大差别，面对诸多“第一次”，科研团队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创业。
可喜的是，难题并没有击垮科研人员的信心，反而激发了大家的斗志，在黄纬禄的带领下，我们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钱学森（左三）与“航天四老”任新民（右二）、屠守锷（左二）、黄纬禄（右一）、梁守槃（左一）的雕像。
一肩挑起万钧责——
“我是总设计师，我来负主要责任”
成功的道路上总是充满艰辛。
那年秋，“巨浪一号”首飞失败。问题分析会上，气氛紧张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开口。
“我是总设计师，我来负主要责任！”黄纬禄站起来，声音浑厚，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湖面。我们看着他——这位连续几天彻夜难眠的老人，此时已满眼血丝。一时间，所有委屈都烟消云散。没人再说什么，只是含着泪埋头继续工作。
黄纬禄带领技术人员大胆分析排除故障，很快锁定问题并采取防范措施。
问题解决了。可第二发导弹是否打、什么时候打，还得等上级指示。
再次发射的当日凌晨，上级建议推迟。背负着第一发失利的巨大压力，上级领导心里还有顾虑。大家都特别紧张，但黄纬禄态度十分坚决，他又一次主动承担起风险和责任：“需要考虑的都考虑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我认为发射条件已经具备，不宜推迟。”
上级很快回复：“我们尊重一线同志的意见。”
当工作人员按下发射按钮，海面上一条喷火的蛟龙跃出水面，呼啸着飞向碧空，在海天间绘出一幅壮丽景观。
没过多久，电台里传来振奋人心的声音：“弹头命中预定海域！”
那一刻，我们抱在一起，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我们知道，这次发射标志着我国具备了二次核打击能力。中国人的腰杆，在国际上挺得更硬、更直了。
黄纬禄扛起如山压力，这些压力也影响到他的身体健康。那段时间，由于过度操劳，他的体重减了22斤。看着他一天天消瘦下去，我们心里很难受。
有人说：“他瘦了，导弹却飞（肥）了，黄老总这是剜肉补导弹啊。”这话一点不假。黄纬禄将血肉补在导弹上，成就的是我国导弹事业的快速发展。
▲王文超（右二）与黄纬禄（右一）的工作合影。 李乔供图
一声令下稳军心——
“只要为了导弹，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黄纬禄技术能力超群，值得敬佩。为了提高解决问题效率，他自创了一套“故障树”的方法——遇到技术难题，就顺着从根到梢一步步分析，只要甄别出一个问题，就能解决一串问题。这个方法大大加快了导弹研制进度，大家都说黄纬禄是“故障一分析一个准的导弹医生”。
获取导弹水下发射的基本力学参数，是我们当时需要攻克的一道技术难题，也是国际上研制潜地导弹绕不开的技术难题。模型弹到底投在哪里、怎么投，大家意见并不统一。可黄纬禄早已胸有成竹，心里藏着“奇招”。
一天，我们惊讶地发现，南京长江大桥正中央，停着一台巨型吊车。骄阳似火，模型弹正被吊车反复以各种姿态投入水中，开展试验。
黄纬禄干工作十分拼命。他常常说：“只要为了导弹，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一次试验，导弹壳体内温度达50多摄氏度，近60岁的他非要亲临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手背还受了伤。
可喜的是，那次试验最终获得了关键数据，完全支撑了后续导弹的试制。
潜地导弹生产过程十分艰难，那时候是分秒必争。记得有一次元件筛选出了问题，黄纬禄闻讯后来到车间，和技术人员一起研究怎么改装设备。第二天，他就把亲手画的改装线路方案送到车间。
后期，我们开展了潜地导弹低温试验，其中温度传导公式也是黄纬禄亲自推导出来的。我们当时只会照着用，后来才明白这个公式有多么重要。
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模型弹陆上弹射试验。有的同志提出：“执行水下发射试验时，尾罩分离掉进水里，会不会砸到艇体？”
我当时是模型弹弹射试验队队长，现场根据尾罩入水的受力情况，试着建立了一个微分方程，但是忘了怎么解的公式。现场没有关于计算的工具书，只好采用近似的计算方法估算了一下，当晚就向黄纬禄汇报了相关情况。
第二天一早，黄纬禄微笑着把微分方程的解算交到我的手里。直到现在，那个场景仍历历在目，在每一个你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刻、遇到每一道你解不开的难题时，只要有黄纬禄在，就一定能迎刃而解。后来这个算法成为正式的尾罩入水深度的计算模型。
还有一次，发动机参数迟迟未到，部分控制系统部件无法设计。图纸都画得差不多了，就等这几项数据。要是再等下去，会延误导弹研制周期。
黄纬禄听完大家意见，最后拍了板：“只要设计上留出足够余量，控制系统就有可能先行投产。”
这个设计思路其实就是人们津津乐道、黄纬禄首次提出的“四共同”原则：“有问题共同商量，有困难共同克服，有余量共同掌握，有风险共同承担”。
从那以后，黄纬禄骑着一辆自行车，往返于单位与控制系统研究所之间，跟相关科研人员一遍遍讨论，硬是把这件难事办成了。
仪器投产了，型号进度没耽误，黄纬禄提出的“四共同”原则成为航天科研战线的共识，解决了大量技术合作难题。
还有一件事让我记忆深刻。某型导弹试验进入最后装配阶段，发动机点火引爆器的电缆插头该由谁负责操作，两个单位争执不下。原因很简单，当初分工界面没有划分清楚——这件事到底归谁管，文件里没写明白。
黄纬禄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开口了。他语气平静地说：“你们都不愿意接，那明天我来插吧。”
见此情景，一名同志站了起来说：“黄老，您这么大年纪，哪能您来，我插！”这一声喊出来，僵局一下就破了。
大家都知道，黄纬禄重技术、更重人品。他常常说：“做事要先做人。一个人品德好，即使基础差一点，这个任务也会完成，但是技术好、品德不好，技术就偏了。”黄纬禄倾尽毕生心血为国铸剑，他的崇高精神已化作“剑之魂”，激励着一代代航天科技人才勇于创新、奋发图强，向着尖端科技顶峰加速攀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