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干才有奔头”
——县委书记郑永和的政绩观
■张雨霏 董佳
2026年7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要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特别是要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不满意的问题,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河南省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带领全县人民治山治水、劈山开路、拦河造田,用十余年苦干实干,将一个“水难、路难、生活难”的穷山县彻底改变了面貌。周恩来总理闻讯称赞道:“辉县人民干得好,辉县人民在前进!”这句话,是对郑永和和辉县人民实干精神的高度肯定,也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绩观,让一个县委书记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带领群众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业绩。
重温郑永和在辉县的从政实践,深入探析其政绩观的思想内涵与历史价值,对于今天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把群众的难处当作自己的心病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辉县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三分平川七分山”,全县荒山丘陵占土地面积的70%,东北部五个乡镇、一百多个村庄、四万多人口,经受着贫穷和干旱的长期煎熬,老百姓说这里是“光山秃岭干河滩”。有的村子六十年代初有五十多户人家,后因连年逃荒最终只剩下二十二户。有些地方连人畜饮水都极为困难,更遑论灌溉农田。郑永和进入县委领导班子后,走遍了辉县的山山水水,把这片土地的穷困和艰难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说,这些就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上,年复一年,始终放不下。他后来对新华社原社长穆青讲的一句话,是他全部工作最真实的出发点:“再干不出个模样,我这个书记还有什么脸面去见老百姓啊!”
在郑永和看来,老百姓的吃水、行路、种粮,就是天大的事。而要改变这一切,他认准一条理:只有苦干。洪州城在辉县西北部,相传是一处古战场,早年方圆几十里乱石滚滚、荒无人烟,像一片小戈壁。1972年冬天,郑永和带着县委全体委员和各级干部二百多人来到这里,在乱石滩上安下营寨。他们支起帐篷、打起地铺,起早贪黑,抡起铁镐、钢钎给荒滩“动手术”——大石头垒作田堰,小石头深埋地下,再取土造田、开路筑渠、栽树绿化。干部们带头苦干,也使得群众深受感染,群众自发组成队伍,从四面八方涌来,人多地少的城关、梁村等公社还专门拉起了造田的远征大军。寒风里红旗漫卷,深山里炮声隆隆,沉睡千年的荒滩上地窖成排、窝棚林立。苦干一冬春,郑永和带领辉县人民硬是在乱石滩上造出六百亩良田,后来这个数字更是超过了一万五千亩。田地里长出了麦子,种下的防护林也已成活,一片乱石滩在辉县人民的苦干下换了新颜。
辉县的苦干,还凝结在一条条穿山的隧道里。在几乎没有机械设备的条件下,辉县人就凭着钢钎打、炸药轰,凿通了十几条公路隧道,总长九千三百多米。辉县的那支“愚公移山专业队”只有二百多人,当时全国最长的几条公路隧道——八百米的愚公洞、一千二百米的友谊洞、一千四百米的向阳洞、一千八百米的胜利洞,都是以这支队伍为骨干打通的。原计划需要三至四年打通的向阳洞,甚至只用一年零十个月就奇迹般地贯通了。
经过多年苦干,辉县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小片耕地连成层层梯田,乱石滩上长出绿油油的庄稼,大大小小的水库和蓄水池为全县的庄稼提供了保障,粮食产量逐年增加,大部分地区实现了水通、路通、电通。郑永和把功夫下在见效慢、出力大的工作上,他认准的政绩,从来都是群众实实在在的好日子。

▲郑永和在工地上劳动。 资料图片
要让群众干,干部先流汗
政绩不是等来的,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干出来的,尤其需要领导干部带头干。
郑永和有一个外号,叫“石匠书记”,这个称呼的来历,是辉县人最津津乐道的故事之一。兴修陈家院水库时,工地上6000多名民工中只有300多人会石匠活,几十万方石料全靠这些石匠来锻,工地指挥部一天三遍给县委打电话要求增派石匠。郑永和背着锤钻来到工地,把干部和施工人员叫到山坡上,说道:“有太行山,就有石匠。群众可以当石匠,干部为啥就不能?”他号召干部拿起锤钻,限期学会基本的锻石技术。20多天后,一场考石匠的比赛在山坡上举行,20多名县和公社干部背着锤钻来到考场,三伏天里围着滚烫的岩石叮叮当当干起来,郑永和考了个第三名。消息传开,全县学石匠的浪潮迅速涌起,石匠人数从3000人激增到4万人。许多群众举起铁锤自豪地说:“俺是在陈家院水库工地学的手艺,跟郑书记是师兄师弟。”妇女们也组织起“石姑娘队”,喊着“男女都一样,姑娘当石匠”的口号来到工地参加工作。
干部带头,不只在工地上。有一年春节前夕,大雪纷飞,北风呼啸。郑永和躺上床,突然想起第二天大年三十要给深山里的黄道水村送煤,大雪封山,群众没煤怎么过年?他连忙披衣起床,叫醒县委常委,又召集一批干部,连夜拉起板车冒雪送煤上山。山高路陡,雪大风紧,四十多里山路走了七八个小时,所有人外衣结成冰甲,内衣却被汗水浸透。天亮时分,当满身冰甲的送煤队出现在黄道水村头,整个山村沸腾了,群众认出郑永和,感动得哭出了声:“当年的老八路回来了!”
郑永和将“干部带头”这一原则贯穿到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一年种麦季节,他在固村蹲点。县里规定麦地必须深翻一尺以上,每个干部要翻一亩半。偏巧地委通知他去开两天会,会一开完,他连夜赶回,一清早扛着三把抓钩下地——一把自己用,另外两把放在地头,有干部来谈工作,就拿起抓钩边刨边谈。一起蹲点的年轻干部劝他:“你那点活,我们捎带着就完成了,何必那么认真?”郑永和却说:“领导不能瞒账。领导瞒一笔账,就得允许群众瞒十笔账。”为追回耽误的时间,晚上他提着马灯接着干,一个星期下来,超额完成了任务。
穆青曾四次赴辉县采访,他在严冬第一次见到郑永和时,这样描述眼前的人:中等个子,黑红脸膛,壮壮实实,“一副山里农民的形象,如果不经介绍,谁也不会认为他就是县委第一书记”。这副农民模样,是长年与群众共同劳动而磨炼出来的。干部的样子,是政绩观最直接的镜子。郑永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辉县的干部和群众:要让群众干,干部得先流汗。

▲位于河南新乡的“辉县人民干得好”展览馆中有一组人物群雕,展现了郑永和带领辉县人民艰苦奋斗、重新安排辉县山河的昂扬姿态。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十余年实干、苦干加巧干之后,辉县呈现出“高峡出平湖,灌渠绕山转”的新景象。治山治水、修建水库、开山筑路、改土造田——这些工程,都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成效,没有一项能够在短期内制造轰动效应。郑永和心里清楚,这些工程在他主政期间未必都能竣工见效,他的继任者也许才是真正看到成果的人。但他没有因此而动摇,没有转而去做那些见效快、容易出彩的事情。他的逻辑很简单:辉县的群众需要水,需要路,需要能种粮食的土地——这些是最根本的需要,那么就应该做这些。潜绩,终究转化成了人民心里的显绩。这一转化的过程,正是“功成必定有我”的生动诠释:功劳不必归于自己,但自己的付出必然在历史和人民那里得到公正的评价。
1989年,郑永和离休。按说,年近七旬,组织给了他应得的安享晚年的权利。但他却自发创建了一支“辉县市老干部服务队”,带着一群同样离退休的老同志,重新回到辉县的山区,继续为群众植树造林、引水修渠、架桥铺路。
有一天,退休后住在郑州的郑永和收到一封信,辉县燕窝村的秦永贵在信里向他反映:今年柿蒂虫泛滥,村里柿树的虫害十分严重,几乎挂不住果,只好来向郑书记询问有没有什么治虫良方。郑永和看到这封信后立刻行动起来,请来大学教授、治虫专家和林业技术员当老师,自己从头学起,劳动工具也由当年的锹、锤、钎换成了喷雾器、短梯、剪刀和放大镜。他回到辉县,从柿蒂虫治起,又治山楂、核桃,试点村三年间从八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在燕窝村,他义务承包管理着一个只有十二棵柿树的小柿园,住在老乡家,怕给乡亲添负担,还从自己家里带去两袋面粉、一袋大米。那柿园头一年就由能摘二百公斤增加到三百五十公斤。群众评价他说:过去是治山治水专家,现在变成了治虫专家。
郑永和这一干,又是十八年,直到2007年生命的最后时刻。这十八年,没有任何职务,有的只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对群众最朴素的惦念。他说:“国家干部有退休制,共产党员没有退休制,是共产党员就要做到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苦干才有奔头”,这是郑永和当年发动群众时讲的道理,也是他用一生作出的回答。今天重温他的故事,对于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依然是一面映照初心的镜子。
(作者单位:张雨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董佳,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