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烈牺牲在黑土地上的抗日英雄
——记张敬文烈士
■吴银居
张敬文，原名张义堂，曾用名张竞生、张瑞林、张生等。1902年出生于山东省阳谷县七级镇田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8岁时母亲病故，父亲生活无着，便带他到大连谋生。1919年，张敬文17岁时，父亲托人将他送入一个日本人开设的印刷厂当学徒工。1925年，张敬文投奔西北军冯玉祥部当兵，任排长、连长等职。1927年，到吉林省德惠县警察署当警士。
1929年春，张敬文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升职为陶赖昭派出所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积极发展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1932年3月，张敬文任中共满洲省陶赖昭特别支部书记。同年10月，中共大连市委遭到破坏，他于1934年1月受党组织派遣到大连，以印刷工人身份为掩护，发展党组织，恢复中共大连市委。不久，张敬文被任命为中共大连市委书记。1936年5月，调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同年6月，因叛徒出卖，被日本宪兵逮捕，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凛然不屈，同年10月被敌人杀害。
走上革命道路
张敬文在印刷厂学徒期间，每天早来晚走，艰苦劳作，每月的工钱仅能挣够饭钱，还经常受厂主的辱骂和毒打。张敬文忍气吞声地干了7年，学到了一手熟练的印刷技术。一天，这个厂的日本厂主想变卖厂子回国。张敬文联络工友们筹资2000元钱想购买这个印刷厂，日本驻大连领事馆恃强凌弱，以“不能卖给中国人”为由，强行将厂子予以没收。年轻气盛的张敬文愤怒至极，觉得这牛马不如的生活，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慨然将印字房的机器、字盘砸毁。日本宪兵以“反日”“破坏工厂”的罪名把张敬文投入监狱。在狱中，张敬文受尽折磨，牙被打掉好几颗，仍坚贞不屈，鼓励难友们团结起来与日寇斗争。敌人想杀害他，幸亏一位山东老乡通融伪警察署，才得以取保释放，死里逃生。严酷的现实，使张敬文变得更加清醒、成熟了。他深深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单枪匹马是永远不会成功的，只有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才有胜利的希望。
1925年，张敬文离开大连，投奔冯玉祥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因为作战勇敢，很快被提升为班长、排长、连长等职。不久，蒋介石叛变革命。张敬文痛切地感到：要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国，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他愤然辞去军中职务，发誓要投奔共产党，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7年8月，张敬文回到阳谷老家。历经一年的时间没能找到中共党的组织，他带着遗憾与期望，又来到吉林省德惠县。通过内兄王朝品的关系，在吉林省德惠县中东路东省特别区第二警察总署当了警士。
在工作中，张敬文一方面秘密进行反日宣传，一方面热切打听共产党的消息。不久，中共满洲省委地下党员吕清潭得知他的活动，告诉他说：你有心参加革命，不用到处找共产党，只要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团结工人、农民一起革命，具备了党员条件，党组织就会派人与你联系。张敬文听了，茅塞顿开。在吕清潭的帮助教育下，他逐渐懂得了一些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春，经吕清潭介绍，张敬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经多方默契合作，他被伪警察署提升为陶赖昭派出所巡长。从此，张敬文就以巡长的公开身份为掩护，在敌人内部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在派出所经常找警员谈工作，唠家常，对他们进行政治形势教育，在他们中间发展共产党员，扩大组织。他还托人给弟弟张义贵在日本领事馆找了个差事。起初张义贵不愿意去伺候日本人，他开导说：“那个地方很重要，你一定要好好干，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就可获得敌人的重要情报。”张义贵带着重托，来到日本领事馆做事，为党组织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大好河山沦陷敌手。张敬文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在群众中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秘密动员部分工人、农民参加抗日游击队。同时在斗争中发展共产党员，壮大党的队伍。
1932年3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张敬文任特支书记，直属满洲省委领导。他工作大胆、细致，认真负责，关心同志的疾苦，勇于挑重担，又注重对党员进行革命教育。在他领导下，中共陶赖昭特支做了许多发动群众，宣传抗日的工作。
重建中共大连市委
1933年10月，以张洛书为书记的中共大连市委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中共满洲省委为尽快恢复大连党的组织，派张敬文来大连开展工作。张敬文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以回山东原籍为由辞去巡长职务。1934年1月，张敬文秘密来到大连。为了能在这个敌人统治非常严密的城市里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先在西岗舅父杨文志家落脚，后又搬到一位同乡——铁路工人高恒星家里。出于安全考虑，张敬文让其舅父杨文志做交通员与满洲省委联系。张敬文以大连满洲新闻印刷厂工人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依靠山东阳谷县同乡的关系迅速开展党的工作。
为了尽快恢复党的组织，张敬文在工人中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考察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他白天到工厂干活，晚上深入到工人家里，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张敬文知识丰富，很善于演讲。在谈话中，他反复向工人讲述历史，教育工人不要仅仅从历代帝王的更迭来看历史，还要从社会的变迁与经济发展来考察历史。他还向工人讲解社会发展史，告诉工友们，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社会制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他还结合实际揭露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各种不平等现象，指出只有彻底改变社会制度，才是消除社会弊端的根本出路。
一次，同乡孔昭月问张敬文：“为什么我们这些穷孩子上不了学，应该怎么办？”张敬文说：“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即使由于某种原因，个别人的问题解决了，整个社会问题还是仍然存在。只有彻底推翻现在的社会制度，才能解决穷孩子上学等一系列问题。”张敬文还常用身边发生的事启发工人。有一次，他对码头工人杨庆生说：“我见过一个日本人坐中国人力车，从码头到浪速町（今天津街），车夫拉到目的地向日本人要钱，那日本人不把钱交给车夫，却把钱扔到地上，侮辱中国人到这种程度！车夫忍气吞声地捡起来，一数钱太少，再向那个日本人要钱，那家伙竟理也不理，挺着肚子扬长而去。为什么我们这个古老而且人口众多的民族，却老是受帝国主义者的欺凌呢？”杨庆生听后，联想到自己平时受到日本人的欺侮，对日本侵略者更加仇恨了，斗争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了。
张敬文在发展党员的工作中，认真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依照“严密慎重”的方针，严格按照组织原则办事。他把发展党员的工作重点放在码头、印刷厂、铁路工人中。他对发展的党员实行单线领导，党员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以防遭到敌人破坏。到1935年1月，共发展了30名党员，建立了满铁船驿、西川印刷所、码头等支部。张敬文很重视党员的纪律教育，他曾对印刷支部书记张道海（国扬）说：“要教育党员，使他们知道入党要遵守纪律。国有国法，党有党法，要服从组织，要有决心，才能坚持革命到胜利。”
由于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1935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大连市委，张敬文担任市委书记兼任组织工作，张由德负责宣传工作，黄南波负责妇女工作。
中共大连市委成立后，张敬文经常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情况，把调查的材料写成文章，自己刻字印刷发给党员阅读，使党员的阶级觉悟得到不断提高。1935年春天，张敬文利用日本厂主不平等对待铁路工人的事实，发动200余名工人举行罢工。经过一天的斗争，日本厂主被迫接受了条件，每人每天增加1毛钱工资，并给工人修建了澡塘，旧枕木也卖给了中国工人。这次斗争的胜利对工人教育很大，使工人进一步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从这以后，张敬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有空闲时间，就和船驿支部书记翟清平讲述群众工作的重要性。一次，他对翟清平说：“咱们的工作有千千万万，但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把工人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抗日是民众的事情，没有民众参加就没有抗日运动，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能忘记民众，一刻也不能脱离民众。”
为了加强大连市委的领导力量，1935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从哈尔滨调张福生（夏尚志）来大连任市委书记，张敬文改任市委组织部长。根据省委指示，他组织动员党员和工人群众北上参加抗日联军。他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仅善于团结爱国民主人士，而且积极争取大连的日本工人，争取团结那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日本进步人士。他对党员说：“抗日是长期的斗争，我们要做长期打算，因此，要团结更多的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抗日，我们就要团结。”“人越多越好，队伍越大越好。”
在极其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张敬文为大连党的组织的恢复发展做了大量工作。
壮志未酬身先逝
1936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撤销。同年3月，中共哈尔滨特委调张敬文去哈尔滨任市委书记。张敬文到哈尔滨后，与吕清潭在道外开设了荣华客栈，以客栈老板的身份开展工人运动和发展党的组织。同年6月，由于奸细告密，张敬文被日本宪兵逮捕。张敬文面对残酷刑讯和威胁利诱，坚贞不屈，毫不动摇。他不顾严重的刑伤，继续和其他同志一起同敌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他不间断地向难友进行抗日救国教育，把新来的同志从外面带来的消息迅速传给全狱难友，鼓励大家增强斗志。他深知铁窗生活是长期的，所以，在狱中经常教育鼓励难友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同甘共苦，互相关照，共同渡过难关。他在狱中表现出的革命斗争精神和高贵品质，受到难友的崇敬和赞扬。
1936年10月13日，冰城哈尔滨乌云翻滚，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押送着一队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往刑场走去。队伍中，张敬文身穿长衫、遍体鳞伤，昂着头、挺着胸，走向套河子刑场。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壮烈牺牲，时年34岁。
东北的沃土长眠着他钢铁般的身躯，千千万万人民心中永远矗立着这座不朽的丰碑。
全国解放后，为了悼念这位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吉林省人民政府授予张敬文革命烈士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