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场百战行功赏
■张 鹏
“聚焦中心的奖励是引领发展的火炬。”奖励既是对个体的肯定，也是对群体的召唤；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种导向。奖励谁，事关官兵精力投向，事关部队战斗力。
战国时期，秦军规定“勇战胜战，奖；怯战败仗，罚”，结果“将有智而披靡，士无畏而冲蹈”，最终，“民勇于公战”“六王毕，四海一”。
秦何以统一六国？原因很多。刘伯承同志很推崇其奖励导向作用的发挥，他在读《左传》时这样批注：“秦之胜出，坚持韩非‘信赏必罚，其足以战’之倡导是一个关键。”
拿破仑当年上台后，立即改变“勋章颁布无所依据”的情况，明确要求“勋章和金币绝不能给无所贡献的侍从”，规定“勋章只能给那些让法兰西强大团结的前方勇士”。
奖励改变带来战场改变。史学家这样评价拿破仑前期的部队转变：“战场慵妇”蜕变为“欧洲飓风”。而拿破仑则骄傲地说，我只是知道把勋章颁发给谁罢了。
朱德同志指出：“奖励使军中知道努力的方向。”为战而奖、以奖励战，是我军奖励工作明确的价值取向。我军功勋荣誉表彰自创设之日起，就铭刻着鲜明的为战烙印。比如，我党我军的第一枚勋章，是1931年设立的“红旗勋章”，当时就授予了毛泽东等红军指挥员；第一枚以军委名义颁发的奖章是1933年设立的“红星奖章”，授予的也是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
沙场百战行功赏，三军浴血慨而慷。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开展“发扬革命英雄主义，争当英雄模范”活动，全军将士“争上抗战一线，奋勇击杀日寇”。1942年7月9日，美国记者M·武道在《我从陕北回来》一文中感慨：“共产党的军队会奖励，不会写字的士兵也有觉悟，人们纷纷要去战场立功……”
解放战争时期，全军广泛开展“为人民立功，做人民的功臣”活动，各部队坚决落实中央军委“以及时精准的奖励，激发部队参战热情”的指示，使奖励工作发挥了“激发百万士兵为解放事业而争取崇高荣誉的牺牲精神”。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志愿军严格按歼敌数量和发挥作用大小进行奖励，官兵“表立功决心、订立功计划、比杀敌功绩”，催生出百倍杀敌的勇气。首任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战后总结，正确的奖励工作，极大地激发了前方后方、支援前线和国内家属的热情。
“舰艏劈开，任谁的恶浪狂风；军旗画出，海蓝中永恒的美景。”去年12月初，海军南昌舰年终表彰光荣榜刷屏网络。训练标兵、维修大拿、技术能手……读完光荣榜下每一名受奖官兵的简要事迹，一名网友留言：“这样的奖励倾向，怎能让军人对训练不争先恐后，怎能让国人对打赢不充满信心？”
其实，跟海军南昌舰一样，所有志在打赢的部队，无不在奖励时把指标多向训练倾斜、多往一线聚焦。“刘老庄连”坚持奖励指标八成以上给完成练兵备战和执行重大任务成绩特别突出的官兵；“平型关大战突击连”走上领奖台的，几乎全是“武状元”；“攻坚英雄连”有个口号：“有匠心，当犟牛，上领奖台”……
管理学家德鲁克在《有效的管理者》中写道：“持续统一标准的奖励，就是在形成一种气候。”实践也告诉我们，奖励具有鲜明的“溢出效应”，奖为战，如同树立一面旗帜，展示态度、指明方向，有助于营造“抓好训练光荣、练好本领受益”的浓厚氛围。从这个意义上说，奖励的作用远超奖励本身。
奖准一个人，能够激励一批人；奖错一个人，就会挫伤一大片。岁月荏苒，又到年终。各级在开展奖励工作时，突出政治标准、聚焦备战打仗，坚持客观公正、注重按绩施奖，严格程序要求、强化管理监督，就一定能充分发挥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价值导向作用，更好激发部队能打仗、打胜仗的强军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