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则能有所不为

■淮楚  陈永峰

“人有耻，则能有所不为。”南宋思想家朱熹的这句箴言，一语道破道德抉择的要义。知耻，是一个人自警自省的内在修为，更多体现为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与考验，在良知上的进与退、取与舍、为与不为。一个人有了羞耻之心，才能心存戒惧、取舍有度、知止不殆，进而明辨是非、有所不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推崇羞耻之心，才能自尊自爱、自强不息，始终保持奋斗姿态和民族气节风骨。

“耻”，古形作“恥”，《说文解字》释义为“辱也。从心，耳声”。明代《六书总要》进一步解释：“恥，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意。凡人心惭，则耳热面赤，是其验也。”可见，“耻”是一种羞愧自省的情感状态，更是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自觉。人的羞耻感，本质上是一种引导人们自觉向善远恶的道德情感，是内心知愧、知戒、知止的自觉约束，表现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愧疚、不好意思、无地自容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来重“知耻”，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知耻是诸多德行的根基，礼义廉、忠孝悌，无不建立在个体知耻、良知自持的基础之上。古代的先哲圣贤更是把知耻视为“立人之大节”“治世之大端”，管子倡导“耻不从枉”，孔子提出“行己有耻”，孟子直言“人不可以无耻”，欧阳修认为“不知耻者，则无所不为”，顾炎武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等等。知荣耻、明是非、守底线，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推崇的主流价值导向。

知耻，于修身律己而言至关重要。一个人唯有知耻，面对不当之利、不义之举、不法之事，才能自觉心生愧疚、主动约束言行，不为私欲所惑、不为浮华所动、不为陋习所染。反之，一旦丧失羞耻之心，在诱惑考验面前便很容易善恶不辨、荣辱颠倒，以至于放弃原则、突破底线，乃至肆无忌惮、任性妄为。《谷梁传》有言：“无耻，则随心所欲，无所不为，无恶不作。”现实中，人们斥责一个人“无耻”，就是内心极度厌恶、极为严厉的批判和鄙视。故而古人反复告诫：“人之患莫大乎不知耻”“人而无耻，果何以为人哉？”清代龚自珍更是把对知耻的认识上升到国家和社会层面，认为“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由此可见，知耻绝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小事，更关乎党风政风，关乎政治生态，关乎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

《良吏考略》记载了清代县令郭琇知耻改过、终成良吏的故事。郭琇出身寒微，自幼发愤苦读，考中进士后，出任江苏吴江县知县。初入仕途，郭琇尚能恪守本分、谨慎自持。然而，当时官场风气污浊、贪奢之风渐盛，郭琇渐受其浸染，迷失本心、放纵私欲。新任江苏巡抚汤斌的严厉斥责和躬身感召，使郭琇幡然醒悟、羞愧自省，决意改过迁善。此后，他“禁私派、革火耗、清漕弊”，将县城治理得井井有条，百姓安居乐业。从郭琇的转变可以看出，立身始于知耻，为政贵在明德。为官者知耻，才能自尊自爱、见贤思齐、行德守正，进而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带动一方风气清朗向上。

《礼记·中庸》有言：“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这里的“勇”，并非匹夫之勇，而是一种砥砺德行、自我革新、完善人格的精神力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过改过，关键在于能否及时知耻明道，唤醒不甘沉沦的本心，从而主动革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反观现实中一些落马的腐败分子，从心惊胆战“首次破例”，到装腔作势“下不为例”，再到肆无忌惮“形成惯例”，直到被查成为“典型案例”，其蜕变轨迹正是羞耻感逐渐淡化和丧失的过程。失去了羞耻感，就守不住党性原则，就会变得不收敛、无戒惧，擅权妄为、破规逾矩，最后不仅自己身败名裂，更会带坏一方风气、污染政治生态。正所谓“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

习主席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把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看成是极大的耻辱”，可谓字字千钧、意味深长。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一个人知耻尚廉，就能守住底线；一支队伍知耻尚廉，就能让严于律己蔚然成风，推动党风政风持续向好，进而带动社风民风不断向善。广大党员干部应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学习焦裕禄、孔繁森、杨业功等优秀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格，勤于检视和反思自己的言行，不断加强党性修养，发自内心地知耻尚廉。要以擅权妄为、漠视纪法为耻，以以权谋私、贪污腐败为耻，以庸政懒政、不愿担当为耻，以损民害民、背离群众为耻，以奢靡享乐、贪图安逸为耻，以弄虚作假、欺上瞒下为耻，把“知耻”二字刻进骨子里、落到行动上，视名节如生命、知廉耻不妄为，以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的实际行动，做清风正气的身体力行者、示范引领者。